Fairice
2个月前
2022年底,陈百强母亲姚玉梅在广东省鹤山市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5岁。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自1993年起近三十年间,每月都有一笔港币匿名汇入其账户,这笔巨款始终用于支付护工、医疗及生活开支,默默守护老人安度晚年。 陈百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星,以其深情的嗓音和优雅的形象征服了无数歌迷。《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等金曲至今仍在传唱。然而天妒英才,1992年他因意外昏迷,次年离世,年仅35岁。 他的离去,不仅让整个华语乐坛为之震惊,更让他的母亲姚玉梅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可以想象,作为一位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残酷的事情。陈百强生前是母亲的骄傲,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失去独子后,姚玉梅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不仅要面对精神上的打击,还要应对晚年生活的种种实际困难。 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从天而降的神秘汇款开始了。每月如期而至,不多不少,但足以支付护工费和生活开支。这一汇就是三十年,从未间断,直到姚玉梅老人离世。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汇率会有波动,物价会上涨,但那笔钱总是恰到好处地满足老人的需求,仿佛是最亲的人,在细心关注着老人的生活状况。 很多人猜测,汇款人可能是陈百强的忠实粉丝,也有人说或许是曾经受过陈百强恩惠的人。但无论如何,这个人选择完全匿名的方式,不求名利,不为感激,只是默默地履行着一份无声的承诺。 直到2022年底,老人家安详离世。当亲戚整理遗物时,才揭开了这个埋藏了近三十年的秘密。原来,这位神秘的汇款人竟然是赌王之女何超琼。两人的感情经历曾是香港娱乐圈和豪门圈里备受关注的话题。虽然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但何超琼的这份深情与坚守,着实令人动容。 在当今社会,我们见惯了各种高调慈善和作秀式的爱心表演,但真正打动人的,往往是那些默默无闻、不求回报的善举。 何超琼用匿名汇款人的身份无声守护了30年,却从未想过公开。她或许只是想安静地完成这份使命,仿佛这是生命中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今,姚玉梅老人已经与世长辞,与她在天国的儿子团聚。而何超琼也在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我们却能从这份善举中感受到温暖与美好。 在这个故事里,何超琼也让我们看到了,豪门之中除了那些复杂的利益争斗之外,还有这样一份纯粹的感情。也许在往后的日子里,何超琼也将带着对陈百强的爱,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而这份深情,也将成为一段永远被人们传颂的佳话。
Fairice
4个月前
1978年,越南政府实施严酷的排华政策,载有2564名难民的“海虹号”船先后被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等地拒绝登岸,致使他们绝望的漂泊在公海上,面临死亡的威胁,却在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伸出援手。 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曾犹豫不决,虽然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的难民,但从来没有收留过欧洲之外的难民,总理勃兰特的难民接收政策,曾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就连他都不愿意接受越南华侨难民,直到下萨克森州州长 Ernst Albrecht站出来,他悲悯这场人间惨剧,决定收留1000名越南华侨来西德,这一举动改变了德国政界对华侨难民的态度。 1978年12月,第一批163名难民抵达下萨克森,ErnstAlbrecht对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经历了多少苦难,我们与你们同在,你们来到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你们不需要再害怕,而是可以勇敢和乐观地开始你们的新生活”,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德国政府和社会为这些难民提供了社会福利,就业援助,语言培训和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帮助,使他们能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德国政府答应收留1万名越南华侨难民,后来提高到2万,至1982年,德国实际接收人数达到了4万多,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但它确记录下了德国人陪伴越南华侨难民度过至暗时刻的那段岁月。 值得注意的是:“海虹号”船上的2564名难民最后分别被德、法和加拿大等国接收,而第一个表态接收他们的下萨克森州州长 Ernst Albrecht,就是当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父亲。
Fairice
4个月前
Fairice
5个月前
戴笠的孙女,无人敢娶,最后嫁给了一名汽修工 1945年,戴眉曼出生于浙江江山戴公馆,那时,她的祖父戴笠正处于权力巅峰。 然而,仅仅一年后,戴笠因飞机失事葬身火海,戴家的显赫也如大厦倾倒。 1951年,父亲戴善武因“反革命罪”被枪决,母亲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仓皇逃亡,却将年仅6岁的她托付给戴家老厨娘汤好珠。汤好珠将戴眉曼改名为“廖秋美”,开始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隐姓埋名人生。 在衢州江山的山村里,戴眉曼的童年与锦衣玉食毫无关系。7岁时,她就已经能踩着板凳做饭、洗衣;12岁穿上草鞋,与男孩子一起上山砍柴,背篓里的柴火压得她脊背微驼;15岁就成了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一年挣2000多个工分,抵得上成年男子的工作量。她的双手布满老茧,皮肤被晒得黝黑,但戴家血脉里的那份坚韧始终未曾褪去。 “戴笠的孙女”成了她身上难以撕下的一道“身份标签”,更是一种沉重的枷锁。 特殊时期,她被安排去清理猪圈、修水渠,寒冬腊月赤着脚踩在碎冰上,红肿的脚踝渗着血。相亲时,男方一听说她的出身,便落荒而逃。 后来,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一位汽车修理工——谢培流。他技术好,人也长得帅,最重要的是,他不嫌弃戴眉曼的身份。他说:“戴笠是戴笠,你是你。” 两人领了结婚证,婚后恩爱有加,过了几年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1968年,风暴再次袭来。戴眉曼因身份被下放农场劳改。她主动承担起清理猪圈的脏活,裤脚浸泡在粪水中,结出冰碴,她却依旧挺直腰板。 丈夫谢培流顶住压力,带着孩子在农场旁搭起窝棚,用捡来的废铁为她打制取暖的火盆。两人互相鼓励,互相陪伴,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1991年,两岸开放探亲的春风吹进江西上饶。 那年,64岁的戴眉曼握着台胞证,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她见到了阔别42年的母亲郑锡英。这个当年为保全家族而忍痛弃女逃亡的老人,如今瘦骨嶙峋。她颤抖着抚摸戴眉曼掌心布满老茧的手,泣不成声:“我对不起你……” 戴眉曼轻轻摇头,把母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那一刻,她不再怨恨。她终于明白,在历史的洪流中,很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 晚年的戴眉曼定居在江西上饶,过着平凡宁静的生活。她的三个子女中,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跑个体运输,女儿在纺织厂做统计员。每逢春节,儿孙绕膝,她感到很满足。 2016年,当台湾老军统们邀请她参加戴笠纪念活动时,她身着素衣,站在祖父墓前,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生不逢时罢了。” 转身时,衣摆扫过荒草,仿佛拂去一个时代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