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在民 民权在天 ——从洛克到当下 第一、根据洛克思想,人人生而平等,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谋求幸福的权力都是神给的,因此不受侵犯。谁剥夺我这些权力,就是与我的战争,就是与上帝为敌。我就有天赋的权利进行抗争。 第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包括个人劳动所得别人不得抢夺,是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劳动,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也包括贸易,贩卖,因此商业利益,包括获得的巨大财富也是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随着工商业发展,必然造成贫富分化,尤其是在极端时期,会造成竞争失败者极端贫困,甚至危及生命,怎么办?基督徒都知道怎么办,主动地进行慈善以挽救之,这是圣经里反复教导的,所以基督徒走到哪里,慈善活动就扩展到哪里。洛克那时还没有想到政府转移支付。 第四、随着十九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欧洲屡屡发生,到1929年大危机发生到美国,出现了新现象:社会危机严重到仅靠社会慈善不能解决了,因为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效率有限,欧美人都自然地想到要求政府承担起以转移支付进行社会慈善的责任,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 第五、因为主权在民,政府有多大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欧洲只能搞社会民主主义,暴力革命不被他们接受,因为暴力革命违背了以上推论所依据的基本理性,即上帝造人,人的生命不可剥夺。至于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人民赋予其特殊时期行特殊之政,扩充政府权力以挽救经济,但也有限,而且不得经常化,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没有市场。 第六、可见社会主义是由基督信仰生发出来的,但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因人而异了,发展为暴力政治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异化了,当人民给政府过多权力,那就必然形成权力崇拜,等于给自己造了一个偶像,这样就背离了上帝,奴役和灾难就必然发生。以色列人本来没有国家和国王,公元前11世纪他们向上帝恳求建国立王,上帝怜悯他们,就答应了,但警告他们将受奴役之苦,后来果然如此,最后被灭国,不得不流亡世界两千年。当代社会主义就是以色列造王的翻版。 第七、异化最极端的是暴力革命论,他们直接背离上帝,成为人间魔鬼,后来果然罪行累累。欧洲社民主义者虽然不信神,但基督教神学政治的魂还在,使得他们近百年来作恶不多,除了三十年代的纳粹主义,它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变种、极端化。美国则不然,所以社会主义原来一直没能侵入美国,这就是“美国例外论”,因为美国人没有悖逆基督信仰。 第八、欧洲人背离上帝太久了,于是“自作孽,不可活”,六十年代以后逐渐走向大政府主义,新世纪以来走向斯坦化。而美国,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萌生起来,因为他们许多人悖逆了基督信仰,开始致力于模仿欧洲道路,当然也跟随欧洲开始作恶和自我奴役。 第十、幸好美国没有背离神的还有一半人口,幸好神怜悯美国人,让他们悔改,于是他们两次推选川普入主白宫,把不信者颠覆的美国重新颠覆过来。欧洲还能颠覆过来吗?看起来很难,除非他们重新回归信仰。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社会公益和慈善本来源于基督信仰,一旦人背离上帝,就胆大妄为,在政治上搞社会主义,最后胡作非为以至于自虐,这一切其实上帝早就启示人了,圣经里多有记录。但人选择背离神,就必然变得愚蠢,一切后果都是咎由自取了。 Pls:洛克与卢梭的差异: 信神的洛克看重来自上帝的自由,认为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贫富差距。 不信神的卢梭看重平等,认为必须依靠大政府才能调节贫富。 这足以证明你看见什么,出于你相信什么。
一百年的老问题 中国的问题在制度还是在国民性?胡适斗鲁迅,至今还在斗。 法律工作者大多是制度派,如前辈胡适,主张拿来主义,只要把西方制度拿来就好。 鲁迅也主张拿来主义,但他不认为只要几个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好制度就能拿来,前提是必须先改造国民性,不然拿不来,侥幸拿来也会毁掉。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观点。 我们这代人大概年轻时都是制度派,年轻气盛,只争朝夕,希望在自己手上创造历史,后来许多人转为国民性派,认识到不更新国民性看来真不行。 看看那些小流氓不停地骚扰王全璋等709律师,最近在骚扰四川勇士陈云飞,不就是今天的王胡、小D、阿Q吗?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者不大的威胁就可以为官府做狗,对着义人汪汪叫,甚至撕咬,太可恶也太痛心了。 这样的人是少数吗?不,肯定是多数,至少占90%,95%,甚至更高。鲁迅说过,这样的国民见了好人就撕咬,见了狠人就温顺,他看得太透彻了。这样的国民能建成文明制度吗? 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此糟糕,大概是从元朝加速恶化的,元人覆宋人口锐减十分之四,有血气的大概都被杀光了,剩下的都是懦夫的子孙,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懦弱和卑劣。后来被朱元璋这个流氓家族又收拾了近三百年,一点没有好转,且别说更坏了。后来八旗下江南,常常一个旗兵就能俘虏上百个南方人,他们叫蛮子,尽管没见多少蛮性。这样的不堪民国时代南京城陷时重演,而且是军人。X朝三年疫情再演,不管管控手段多粗暴恶劣,敢反抗的极少。 客观地说,中国人、中东人、非洲人,跟欧美人的国民性真是差距很大,不承认不行。只有欧美左派死不承认,甚至为此迫害DNA学说的发明人。必须直面现实,如果连现实都不敢直面,仅凭着一腔热血做事,成功肯定十分遥远。 时代当然需要勇者,需要敢于牺牲的勇士,但不等于不需要反省国民性,不需要国民性的更新,包括勇者在内。鲁迅先生是看到了问题,但他指错了方向。他以为反掉传统文化就好,不知道由此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流氓和暴民。至于方向在哪里,需要大家共同思考。不可取的是不思考,拒绝思考,甚至不许别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