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翻译

《圣经》翻译100问(瞎答版) 一、总论与原则(1–10) 问题1:圣经翻译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忠实”还是“通顺”? 答: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忠实,而不是通顺。 问题2:如何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取得平衡? 答:直译更重要!如果尽可能地让直译和意义相结合,在无法结合的地方,就把圣经原先的意义表现出来。例如,《传道书》中人的愿望也消退。这个直译就是壮阳药也无效。我觉得直译更好。 问题3:原文的神学术语,是否应该保持一致性? 答:尽量保持一致性吧。有的地方不一致,要根据场合进行翻译。 问题4:如何处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修辞手法? 答: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修辞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应该把它们的修辞在目的语中表现出来。例如,希伯来语中的排比、对称,以及希腊文中的呼格,都应该在汉语中有所体现。 问题5:翻译时是优先保持文体,还是优先传达意义? 答:翻译师应该优先保持文体,因为我是一个文体爱好者。 问题6:为什么不同译本的“神的名字”会有差异? 答:神的名字,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同的译本都有不同的名字。这是因为人们的心态不同。人们对上帝的认知不同,并且对于原文化中对神的认识也不同。 问题7:圣经翻译是否应该考虑不同宗派的接受度? 答:我觉得不应该考虑任何宗派的问题。既然翻译,就好好翻译。 问题8:“逐字准确”与“读者可理解”哪个更重要? 答:逐字准确和读者可理解并不矛盾。但是,逐字准确是优先的。 问题9:一部翻译是否应该面向大众,还是分层(学术/牧养/灵修)? 答:一部翻译最好称为语言的样本、风格的榜样、写作的模板。所以,面向大众是最重要的。 问题10:圣经翻译是否需要跨文化适应? 答:圣经翻译不需要跨文化,就把原先的文化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二、词汇与术语(11–25) 问题11:如何翻译希伯来文中的“hesed”(慈爱/怜悯/忠诚之爱)? 答:我觉得“怜悯”这个词就很好。 问题12:“logos”在《约翰福音》开篇应译为“道”还是“言”还是“逻各斯”? 答:很多人津津乐道地说这个“Logos”翻译成“道可道”的“道”,但其实未必。 问题13:“ekklesia”应译为“教会”还是“会众”? 答:这个应该翻译成“教会”。 问题14:“dikaiosune”应译为“义”还是“公义”? 答:前者。 问题15:“agape”应统一译为“爱”,还是细分(慈爱/仁爱)? 答:不需要细分。爱分四种、五种都可以。 问题16:“sheol”应翻译为“阴间”、“坟墓”还是“地狱”? 答:我觉得翻译成“阴间”比较好吧。 问题17:“pistis”应译为“信心”还是“信实”? 答:信心。 问题18:“ruach”应译为“灵”、“气息”还是“风”? 答:牵着。 问题19:“torah”应译为“律法”还是“教导”? 答:我觉得就翻译成“托拉”就可以了。 问题20:如何区分“撒但”、“魔鬼”、“邪灵”的翻译? 答:这个确实很难,但是约定俗成的话就保持就可以了。 问题21:“YHWH”应音译、意译还是用“主”? 答:这个我同意吕珍中的翻译。翻译成永恒主。 问题22:“基督”与“弥赛亚”是否需要区分? 答:对中国读者来说,他们都属于比较难理解的词。我觉得翻译成“基都”就可以。 问题23:“福音”应保持为“好消息”吗? 答:福音。 问题24:“使徒”与“门徒”在翻译上如何避免混淆? 答:使徒和门徒确实比较难以区分。看情况吧。 问题25:如何处理多义词(如“心”、“灵魂”、“生命”)? 答:根据情况翻译。 三、句法与风格(26–40) 问题26:希伯来诗歌的平行结构如何在中文/英文中体现? 答:这个对于汉语来说是没有难度的,因为汉语的诗歌也有很多是平行的对账的、对偶的。 问题27:希腊文的长句要不要拆分? 答:汉语的结构是短句子为主。希腊文的长句是要拆分的。 问题28:《诗篇》的韵律感如何传达? 答:诗歌的韵律感非常重要。应该结合原文,表达出原文中作者的情绪。 问题29:直译会导致拗口,是否应适度改写? 答:拗口就拗口吧,不用改写。 问题30:如何翻译重复(如“圣哉,圣哉,圣哉”)? 答:重复就重复吧,没必要改写。 问题31:希腊文的被动语态在中文中是否保留? 答:被动语态很重要,保留。 问题32:希伯来文的“省略句”要不要补足? 答:希伯来文的省略句还是要补足,否则难以理解。 问题33:如何处理比喻(如“我是葡萄树”)? 答:中国人很擅长理解比喻,照原文翻译就可以了。 问题34:讽刺与夸张的语气如何呈现? 答:这个“微言大义”还是应该翻译出来。 问题35:口语化的表达是否要保留? 答:口语当然要保留啊。 问题36:古代书信的开头结尾要不要现代化? 答:我觉得现代化一下也未尝不可。 问题37:文体差异(历史书、诗歌、先知书、书信)如何区分? 答:历史书要模仿叙事的手法。诗歌可以翻译得自由一些。先知书它自带一种先知性和神性,所以要翻译得更加诗意。书信更像解决问题的,所以书信可以翻译得像散文一样。 问题38:新旧约的语言风格是否需要统一? 答:我觉得没必要统一啊。旧约就按希伯来语的风格,而新约按照希腊语的风格。 问题39:如何翻译希伯来文的“并列句”? 答:这个问题我确实不懂啊。并列句好像汉语也有并列句。 问题40:“双关语”是否需要脚注?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双关语要不要注?我觉得双关语可以加括号,注意一下。 四、文化与语境(41–55) 问题41:如何翻译度量衡(肘、舍客勒、他连得)? 答:使用原先的度量衡。 问题42:地理名称要音译还是意译? 答:音译。 问题43:古代习俗是否需要解释? 答:不需要解释,最好不要注释,直接在原文中就可以看明白。 问题44:比喻中涉及的动植物(无花果树、橄榄树)要不要本土化? 答:动植物就更没必要本土化了。 问题45:如何翻译罗马法律和希腊哲学背景? 答:要翻译得更加严谨,逻辑更加严密。这样就符合罗马法和希腊哲学的背景。 问题46:犹太节期(逾越节、五旬节)是否保留原名? 答:保留。 问题47:古代货币应译成现代货币吗? 答:肯定不能啊,要不都变成美元,该多别扭。 问题48:婚姻习俗与礼仪的差异如何处理? 答:这个确实会带来一些误解。比如,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嫂子这样的风俗在中国是没有的。这个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问题49:奴隶制度的称呼应直译还是缓和? 答:奴隶制就是奴隶制!直接称呼。 问题50:如何翻译古代称呼(拉比、先生、主子)? 答:翻译成“先生”比较好吧。 问题51:“心肠”、“腰”这种古代解剖学表达如何翻译? 答:对,心肠和腰这些都用身体的部位代表象征的意思,这个要保留原先的语言的意味。 问题52:如何解释旧约祭祀制度? 答:不用解释,照常翻译就行了。 问题53:翻译时是否加文化背景注释? 答:不必加。 问题54:如何处理古代战争术语? 答:古代战争术语需要解释的在原文中,在翻译的正文中进行解释。 问题55:现代读者对性别和身份的敏感度如何处理? 答:现代读者要顺从圣经的教导,而不是迁就现代读者。 五、翻译哲学与流派(56–70) 问题56:直译派(formal equivalence)与意译派(dynamic equivalence)谁更有优势? 答:我觉得直译派有优势。 问题57:为什么KJV会成为经典? 答:KGV成为经典,是因为KGV的语言确实雄浑浅白,但是庄严。这些是现代英语无法比拟的。 问题58:NIV的翻译原则是什么? 答:NLIV的翻译原则应该是动态对等吧。 问题59:和合本的优点与局限? 答:和合本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保留了传教师们对汉语的理解,保留了100年前百花文的那种典雅。它读上去有些陌生感,这正是圣经所需要的语言。另外,和合本传播很广,而且它的名词已经进入了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不可能删除,也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而和合本的局限就是它的语言太古老了,不适合年轻人阅读。 问题60:《思高本》为什么选用天主教传统术语? 答:四高本也有四高本的优点。比如说,它有些次经。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全用了天主教的术语。也是为他们的传教服务吧。这个不可强求。 问题61:现代中文译本如何避免“古白话”的困境? 答:现代中文译文不可能避免古白话,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成语本身就是文言文。其实,两者没有什么矛盾。 问题62:《现代中文译本》和《和合本》差别最大在哪里? 答:现代中文译本最大的问题就是啰嗦,一个句子啰里巴唆,比和合本差一点了。 问题63:《信息本》(The Message)是否过于自由? 答:信息本呢,就是过度“自由”了。 问题64:不同译本如何影响神学理解? 答:一本对神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它是为神学服务的。 问题65:不同流派对“圣灵”的翻译有何差异? 答:四高本翻译成“圣神”,而其他流派基本上都翻译成“圣灵”。 问题66:保守派和自由派译本的差异? 答:保守派讲究圣经本来的意义;自由派则随意改变圣经的性别、人称代词等等。我是拥护保守派的。 问题67:“跨译本对照阅读”是否能更接近原意? 答:跨译本对照阅读,帮助不大。 问题68:为什么直译版在学术界重要? 答:直译版可以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本身新译本都是为了辅助理解的,所以直译版在学术界很重要。 问题69:自由译本是否更适合布道? 答:自由译本适合当故事书给年轻人看,给现代汉语做一个模板。 问题70:翻译哲学是否应随时代更新? 答:是的,翻译哲学应该更新,不能再局限于严复所说的“信、达、雅”那些东西。 六、神学与教义问题(71–85) 问题71:三位一体的用词如何统一? 答:就翻译成“三位一体”。 问题72:如何避免翻译影响基督论? 答:翻译的时候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重心。这样才不会影响基督论。 问题73:预定与自由意志的相关术语如何翻译? 答:预定和自由意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圣经中最容易产生模糊的概念。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认为应该按照加尔文主义的理解去翻译。 问题74:“称义”是否要区分为“宣告为义”与“使人成义”? 答:我觉得称义可以翻译成非正式的翻译:“上帝说,那人没事了。” 问题75:圣礼用语(洗礼、圣餐)如何翻译? 答:洗礼,进行会可能觉得应该翻译成“浸礼”。圣餐可能翻译成“主餐”。我觉得翻译成“洗礼主餐”吧。 问题76:“拣选”与“呼召”如何准确表达? 答:确实没有别的词可以替代。 问题77:如何避免翻译带入宗派偏见? 答:这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78:翻译是否可能改变某段经文的神学重点? 答:是。 问题79:“末世”相关术语如何翻译(启示录中的兽、龙)? 答:收获龙就翻译成收获龙。 问题80:原文中的性别(弟兄们 vs. 众人)如何平衡? 答:弟兄们就代表弟兄姊妹们,所以不需要平衡。 问题81:“神国”与“天国”是否区分? 答:神国和天国看对谁说。对犹太人就说天国;对外邦人说神国。其实一回事。 问题82:“义人”与“义行”的关系如何传达? 答:义人与义行的关系一定要把因信称义表达出来。 问题83:如何翻译“成圣”与“圣洁”? 答:成为圣洁,或者说是圣洁,这似乎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替代。 问题84:“福音”与“律法”的张力如何表达? 答:这是要避免律法主义,同时也避免过度自由主义。 问题85:翻译是否会影响救恩论的理解? 答:翻译最大的影响就是救恩论。很可能因为翻译的原因,对救恩产生误解。一定要掌握平衡,就是在加尔文主义和雅敏涅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在因信称义和得救的人有好行为之间找到平衡。 七、翻译实践与工具(86–100) 问题86:如何利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软件(如Logos)? 答:肯定要借助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原文工具。还有那种逐字、逐句翻译的工具。还有英译本。 问题87:如何利用语法分析工具辅助翻译? 答:语法分析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有 Chatter GPT,这会简单了。 问题88:如何处理手稿差异(Textual Criticism)? 答:手稿选择更保守的手稿。 问题89:死海古卷的发现如何影响翻译? 答:死海古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参考,比如翻译《以赛亚书》的时候。 问题90:七十士译本与马所拉文本的差别? 答:其实是一本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书,所以里面有一些次经。马所拉文本好像没有次经吧。 问题91:新约引用旧约时的翻译差异如何处理? 答:当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有的引用了《七十士》译本,跟原文有所区别。我觉得尊重引用的内容,就应该翻译成什么。 问题92:如何翻译含有讹传或难解词句的经文? 答:有讹传和难以理解的经句是很多的。这个没有办法,只有原文翻译。 问题93:如何判断一个译文是否“过度解释”? 答:一个译文过度解释,就是给它加添或增加了它的意思。这个还是不要为好。 问题94:翻译小组应如何分工合作? 答:如果我翻译的话,我不需要小组,我需要一个 proofreader。 问题95:是否需要牧者/学者/语言专家共同参与? 答:这样就很复杂了。其实,翻译更像是一个人的工作,而不是一个委员会的工作。 问题96:如何在译文中保留诗意和灵性? 答:我觉得这是我最容易做到的,因为我就是一个诗人。同时,我主张好中文。 问题97:翻译是否应加参考书目或注释? 答:不必。 问题98:现代机器翻译在圣经翻译中能否应用? 答:现在的语言大模型可以在翻译中加以应用。必须加以应用。 问题99:圣经翻译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答:圣经翻译的未来趋势就是中文的翻译,将会越来越多地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问题100:怎样训练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圣经译者? 答:首先,我要锻炼好身体,因为翻译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像耶罗米花了23年才翻译完《圣经》,所以我要活得长一点,身体好一点。 第二,要学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个我在学习过,也正在学习。 第三,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工具,包括语言大模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热情,要怀着为主焚烧自己的信念,要为主奉献。 我可能等不到了,我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儿女,如果有天赋和呼召,希望他们能完成这项工作。
狄考文:和合本圣经翻译心得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3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BY REV. C. W. MATEER, D.D., LL.D. 作为一本书,《圣经》可谓独具一格,若要把它恰当地译成中文,则需要在翻译执行中运用一些特殊的原则。如今已有两大主要译本面向中文读者,一为“文理(Wên-li)”,一为“官话(Mandarin)”。这两种文本各有其优点与不足,翻译工作在若干要点上也存在差异。我本人在将《圣经》翻译为官话的工作上投入了差不多十六年的时间,可以说献出了我毕生中相当优质的一部分精力。在此过程中,我从中总结了一些体会。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概略地阐述其中若干心得。 I. 《圣经》是一部极其难以翻译的书 它之所以难,原因可概括为两点: 其中崇高的道德与灵性观念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存在差异,且缺少现成的汉语词汇体系来表达。 因此,译者往往不得不采用多余而拗口的迂回说法、或并不十分契合的近似表达,甚至不得不创造一些新名词。遗憾的是,过去的译者大多过于保守,担心使用新词会冒犯中国人的传统偏见。恐怕这是一种失误。如今,时代已然不同,该是创造必要词汇、将其引入翻译的时候了。任何新科学、新艺术或新信仰,若想在新的文化中扎根,总少不了为之配备合适的语言工具。现如今,中国人对这类新名词的抵触已大为消退,反而在积极吸收。这一趋势十分明显。要想把《圣经》里某些特殊思想或观念准确传达,就必须引进新的术语或表达方式;它们不久就能被熟悉与掌握,并将丰富中国的宗教思想。 严格忠实原文使得翻译工作更为艰巨。 一般的书籍翻译,往往有一定程度的灵活度。对难以对应的字句,可进行改写或意译,甚至用些方便的迂回表达。如此便能在保持明快有力文风的同时,令翻译较为轻松。然而,翻译《圣经》却并非如此。从前的一些《圣经》译本虽然在执行层面较灵活,常常偏向意译,可如今本土教会对“忠实而精准”的要求愈发严格:必须先逐词逐句弄清原意,然后充分利用语言资源清晰、准确地表达。因为《圣经》不仅是“教义本质”的载体,更是对真理的启示性呈现;其中每个词都有特殊的分量,不应被随意忽视或删改。这样一来,翻译工作就变得艰苦而费时,而且翻译越忠实、越贴近原文,就越难在文体上保持自然流畅。要想完全逐字直译而又不损失文风和习惯用法,几乎不可能。这点在英文《圣经》上已有先例,尤其在修订版(Revised Version)中,编译者为了忠实原文,牺牲了不少英语行文的典雅性。 基于此,《圣经》的翻译工作比其他书籍要来得更困难。 (以下为文章继续,承接对“其他书籍翻译时如何灵活”之说明。)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5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翻译《圣经》时,一个最大的偏差往往来自于对“高文体”的过度推崇。文人对文学的追求有很高的标准,看不起寻常生活语言,认为那不够“高雅”。历史上,这种对于华美辞藻的偏好屡见不鲜,也不乏反面教训。还记得在1890年的一次翻译会议上,我问过英国与外国圣经公会(B. and F. B. S.)的代表赖特博士(Dr. Wright),他们是否在这方面有经验。他立即对此表示关切,并十分强调地说:“在每一个有文字系统的国家,传教士都会屈服于本地文人对于文学高度的骄傲,把《圣经》翻得文风过于华丽。结果呢?新的译本又不得不降回到通俗层次,有时甚至不得不先后改动多次,直到返回恰当的语言水平为止。圣经公会因此白白地花费了上千英镑。” 中世纪最大的错误之一,便是把《圣经》局限在学者的语言中。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才将《圣经》译成平民使用的语言。对新教来说,让信徒能在母语里读经乃是首要原则。然而,中国的文人却有一种文学上的“自尊”,而一些外国传教士也迎合或同情这种倾向,于是将语言拔得过高,便酿成了新的危险。 (2)方言差异也是翻译过程中令人头疼的挑战。 所谓“通行(Tung Hsing)”官话,实际上词汇量有限,口头上随处可见为数众多的地方变体。想要彻底理解这种复杂状况,非得亲身经历不可。很多概念无法使用“通行”官话来表达,便只能借助地方口语的方式。当我们试图判断某个词(或词语)究竟能否算作“通行”官话时,需要考虑: - 它是否可以用通用汉字写出? - 它在多少省份中使用? - 它的适用范围是否还在扩展? 若答案皆是肯定,那么我们或可将其视为“通行”官话。 然而,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判定某个词语的“通用程度”。官话必然会不断吸收那些原本被文人视为“地方化”的词汇,从而使之更加丰富。眼下的趋势是向两个方向同时发展:既在吸收文理(Wên-li)的成分,也在向口语化迈进。 604 | The Chinese Recorder | November 翻译其他书时,通常能用相对自由的方式改写或意译,在不损失清晰和力量感的前提下,保证译文可读性。而翻译《圣经》就不同了。过去的译本在翻译时,通常采取较为宽松的意译方法,因此翻译执行起来相对简单。然而,如今本土教会期待的是“忠实且准确”的版本:必须先精准确认每一个词、句的含义,然后才能逐一加以清晰明了的表达。因为《圣经》不仅是“教义的实体”,而是启示性的真理呈现,每个词都具有重要意义,不可被忽略或改动。因此,译者必须投入相当程度的努力与时间。此外,译文越是“忠实原文”,越倾向于“直译”,就越难在语言风格上做到自然流畅。实践证明,要想完全直译又保持完美文风,几乎无望。这一点在英文《圣经》的修订版(Revised Version)中已有体现:它确实较原文更接近,但若以英语的一般写作标准来看,有时会觉得不够优美。 II. 在翻译实践中,官话要比文理更难运用 初看起来,似乎不会是这样。大多数学习中文的人更容易学会说官话,而很难写文理;那么难道不应该是“文理更难”吗?然而,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官话总在文理(Wên-li)与俗话(Su-hwa)两极间左右为难。 文理与口语的界限十分模糊,一切都取决于使用者的立场。比如,有些人熟悉文理及其词句,且以此来迎合文人阶层的审美,就会认为若不给官话加上一些书卷气息或华丽修饰,便难称体面。他们翻译《圣经》时,会极力将其文风拔高,以取悦那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读者。可另一边,也有人毫无顾忌地将街头俚语或各地口语直接带进译文。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如何在二者之间把握好分寸绝非易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很多外国人通过学习能够掌握口语官话,但却无法写出像样的文理文章。要准确拿捏文理笔法殊非易事。 (原文在此继续扩展有关“方言”与“文理文体”差异,详述略。贯穿上下文已出现部分,以下不再重复——但本处为完整翻译,故仍呈现相同含义段) 方言在各地千差万别,常使译者不知所措。要么大量采取地方口语,导致通用度不足;要么一味依赖较狭窄的“通行”官话,又可能在表达力上捉襟见肘。权衡得失十分考验译者功力。 官话的形式虽然更为人熟悉,但某种意义上也比文理更刚性。 文理(Wên-li)在现代学术或思想性文章中,往往被高度凝练成固定句式或词组,仅有长期深厚训练者方能驾驭。马礼逊(Medhurst)博士曾尝试以这种文理风格翻译《圣经》,虽然在纯文学层面也算可观,但从译经角度看并不尽如人意。目前在学术及宗教书籍中所用的文理并无统一标准,或可灵活运用。然而当外国人用它翻译时,常因要配合各种情形而把词序、句式改得面目全非,反而让中国读者感到别扭,认为不是真正的中文。 相比之下,官话的语法和句式更贴近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不至于立刻激起抗拒;可它也有自己相对严格的结构,很多在文理中约定俗成的自由用法,到官话里就行不通。翻译时若处理不慎,就会产生读不通或违和感。官话的“僵化”常迫使译者绕些弯子,但也因此保障了表达的精确度,不易被随意改写。 官话里有大量的双字组合,使得翻译时辨析难度大大增加,而这在文理中并不常见。 这些双字词会带来层出不穷的细微差别,译者要格外谨慎地挑选,才能做到准确。以《Giles 字典》为例,它在处理一些相似却并不相同的双字组合时往往没有明确区分,而是把三四种乃至更多的组合一并列出,只给一个含糊解释。好比“官员、官府、官爵、官吏、官长、官长官大”等词,全被揉成一团。实际上,每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和用法。好的词典理应尽力分别解释清楚,但要想做到尽善尽美,几乎不可能;译者还得反复推敲,以免用错。 (续前文,对官话与文理孰难孰易作进一步评论。)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7 对如此众多的近似同义词组,如果没有足够的语用经验,译者就很难拿捏得当。能在恰当场合中正确区分和使用这些词,正是优秀译者所需的最高素质之一。在这方面,文言文倒较少遇到困扰,因为它更多地倚赖单字词,其含义界限相对清晰。 官话还会带来另一种文言文所没有的困难:许多“关联概念”(cognate ideas)因共用同一字根或组成部分,而显得近似乃至重复。这样,当我们在同一句子或者同一段落中,要表达多个含“怒”义的词,如“怒气、恼怒、愤怒、烈怒、忿怒”时,就会给人以语义重复、句子累赘的印象。那若在英文原文中,可能会出现 anger, wrath, indignation 等并列使用,中文却往往只能借助这些含“怒”字的组合来对应;可一下子把它们都用上,几乎把所有“怒”字词都堆尽了。在列举各类德行或罪行时,这类情况也非常常见,譬如: - “奸淫、通奸、淫乱、不洁”等; - “党派、纷争、结党、分裂”等; - “恒忍、温柔、谦卑、良善”等。 若要一一对应而又避免相互混淆,往往难度极大。译者不得不采用一些不常见或偏僻的说法来填补空白,最终导致译文略显生硬。相比之下,在文言文中就很少出现这类困境,因为文言单字多,字典也能提供大量可替换的选项。 综上所述,在翻译《圣经》时,官话的使用难度明显高于文言文。 III. 在翻译《圣经》时,确实存在“夸大”原文之意的倾向 这大概是出于潜意识的动机,想要强调《圣经》的真理。一些内容因此被放大,一些却被弱化,好的地方被翻得更好,坏的地方则变得更坏。若对此心存疑问,可尝试将英文原文与官话版新约(无论北方或南方官话)对照若干章节,逐字比较,就能看到不少地方文字上被夸饰或减弱。 例如,“爱(love)”若译成“爱”已很到位,可是常有人把它加重为“敬爱、亲爱、慈爱、爱慕”等;“恨(hate)”或“嫌恶”,则被翻译成“憎恨、怨恨、忿恨”等;至于“恩典”或“恩惠”这一类,用“恩”或“恩典”就够了,却常常被翻译成“鸿恩、恩德、恩惠、恩慈”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主祷文中的“父恩”,有人还会再度加以修饰。 汉语确实在修饰或强调中心词方面拥有惊人的多样性,因此译者很容易就走向“拔高”或“加料”。事实上,要避免过度润色并不简单,需要译者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圣经》本身并不需要我们去“增强”或“削弱”,它原有的语气已是最恰当的,理应如实呈现。 1908 | The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Literary Worker | 609 (此处文章的标题衔接处出现了新篇目,Mateer文章尚未完全结束;同时也开始出现 F. W. Baller 的新文。原文在此似有并列或跨页排版,以下逐段呈现。) 继续前文——我曾见过一些中国传道人在引用带有边注的经文时,会说“原文如此如此”,然后带着强烈的不满抱怨道:“既然原文这样写,为什么不照着翻呢?干脆就这样译出来吧!”在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针对是否应该将隐喻(metaphor)直接翻译成字面意思,还是转化为类比(comparison)时,我们中一位擅长中文写作的同工极为激动地说:“难道你们以为中国人看不懂、欣赏不了隐喻吗?我们中文典籍里充满各种比喻,而且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如果我们不给中国人一个忠实原作的《圣经》,他们日后会责怪我们,最终也会自己来动手改。” 总之,值得强调的是,没有哪一个人能独自把《圣经》翻译得尽善尽美。每个人对于真理和语言的理解都有限度,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会带有偏见;每个人的认知在不同层面上都有局限。我们每天都在学习进步,也正是在不断发现这些不足。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自己在这方面的极限,不妨去参加一个翻译委员会工作,就会体会到很多。 The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Literary Worker. BY F. W. BALLER. 就本主题而言,也许可以先把标题顺序颠倒一下,从“写作人员所需的资格”讲起,再谈如何训练,才适合用中文写基督教著作。有一句经典的论调是,某位文学上崭露头角的人“出身贫寒但父母虔诚,后来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这种背景介绍可以酌情省略或在之后提及。再者,“中文(Chinese)”范围极广,从最高雅的文理(Wên-li)到最通俗的方言都包括在内。本文仅探讨如何在官话层面进行基督教著作的写作,至于更高层次的写作则留待更有经验的人来讨论。 一个人是否自觉到“蒙召(call)”去做此工作,十分关键。若没有对这种特殊使命的认定,谁都不该随意涉足此事工。 608 | The Chinese Recorder | November 回到前面提到的“恩”或“恩典”,我们其实不需再多加修饰,但有人喜欢用更夸张的“鸿恩、恩德、恩惠、恩慈”等。主祷文里提到“愿你的国降临”,就有人加上一些更带感情色彩的表达。汉语确实拥有极其丰富的修饰手段,极易在不知不觉间强化了原文。翻译者若不保持自我约束,难免越走越远。《圣经》无需额外的“加强”或“削弱”,它的本义正好恰到好处,应该尽力照原意翻译。 IV. 现有译本普遍存在“在翻译过程中将《圣经》改造为适合中国人”的倾向 那些原本晦涩的段落往往被意译或替换得明白易懂;可能冒犯读者的地方则被改得温和;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比喻或拟人则被扩展成比拟;出自《圣经》时代的习俗、言谈也常被转化为“中国人习惯怎么说”。倘若要举例,能列出不少,但不是本文的目的。这种操作在近年虽不少见,但原则上应当抵制,因为它违背了忠实原则,译者必须竭力避免。 《圣经》不需要译者的“加工”。中国教会理应拿到一部完全忠实且精准的《圣经》,这是他们对译者再正当不过的要求。他们要知道的,是经文作者真正写了什么,而非“若作者是中国人会怎么说”。打个比方:中国人学会英语后,如今也开始将英文书籍翻译成中文——这显然符合当代趋势。英文《圣经》,尤其修订版(Revised Version),向来被视为谨慎且忠实的典范,中文译者理应追随这一方针。 我本人也多次听到学生在翻阅注释书、或听课时,会对现行《圣经》的不够准确之处表示不满。毕竟,当初最早的译本多半是为那些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的人而译,如今的需求却不同了——我们需要一本献给已经身在基督教会内的信徒使用的《圣经》。 注:原文脚注处提及:部分人之所以倾向于对《圣经》进行改写,或许是因为早期译本主要目的在于向完全不了解基督教的人介绍福音;但现在情况不同,目前时代的需求是为基督教会提供合宜的《圣经》。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9 (Mateer文章在此页下半部分的结尾,与 Baller 文章并列出现。) 我曾看到一些中国传道人在引用某段有边注的经文时,会说“原文字面如此……”,然后带着强烈不悦批评道:“既然原文是这样,为何不直接这样翻译?把它照原话译出来不就行了?”——由此可见,中国信徒对于精准翻译的渴望。 在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针对某个比喻(metaphor),是否应直译还是转化为类比(comparison)的问题,结果委员会里一位擅长写作的华人激动地发言:“难道我们中国人看不懂比喻吗?我们自己的书籍中就充满了各种比喻,而且不断有新的出现。倘若我们不给中国人一个忠实原作的《圣经》,不久之后他们必然会责怪我们,最后还得他们自己动手,把经文改回原样。” 结语: 不妨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个译者可以单枪匹马地把《圣经》译得尽善尽美。每个人对于真理与语言的认识都有限度,每个人在不同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的偏见或局限。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也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不足。如果有人想检验自己在此领域的能力边界,那就让他加入一个翻译委员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