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

avatar
狄考文：和合本圣经翻译心得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3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BY REV. C. W. MATEER, D.D., LL.D. 作为一本书，《圣经》可谓独具一格，若要把它恰当地译成中文，则需要在翻译执行中运用一些特殊的原则。如今已有两大主要译本面向中文读者，一为“文理（Wên-li）”，一为“官话（Mandarin）”。这两种文本各有其优点与不足，翻译工作在若干要点上也存在差异。我本人在将《圣经》翻译为官话的工作上投入了差不多十六年的时间，可以说献出了我毕生中相当优质的一部分精力。在此过程中，我从中总结了一些体会。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概略地阐述其中若干心得。 I. 《圣经》是一部极其难以翻译的书 它之所以难，原因可概括为两点： 其中崇高的道德与灵性观念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存在差异，且缺少现成的汉语词汇体系来表达。 因此，译者往往不得不采用多余而拗口的迂回说法、或并不十分契合的近似表达，甚至不得不创造一些新名词。遗憾的是，过去的译者大多过于保守，担心使用新词会冒犯中国人的传统偏见。恐怕这是一种失误。如今，时代已然不同，该是创造必要词汇、将其引入翻译的时候了。任何新科学、新艺术或新信仰，若想在新的文化中扎根，总少不了为之配备合适的语言工具。现如今，中国人对这类新名词的抵触已大为消退，反而在积极吸收。这一趋势十分明显。要想把《圣经》里某些特殊思想或观念准确传达，就必须引进新的术语或表达方式；它们不久就能被熟悉与掌握，并将丰富中国的宗教思想。 严格忠实原文使得翻译工作更为艰巨。 一般的书籍翻译，往往有一定程度的灵活度。对难以对应的字句，可进行改写或意译，甚至用些方便的迂回表达。如此便能在保持明快有力文风的同时，令翻译较为轻松。然而，翻译《圣经》却并非如此。从前的一些《圣经》译本虽然在执行层面较灵活，常常偏向意译，可如今本土教会对“忠实而精准”的要求愈发严格：必须先逐词逐句弄清原意，然后充分利用语言资源清晰、准确地表达。因为《圣经》不仅是“教义本质”的载体，更是对真理的启示性呈现；其中每个词都有特殊的分量，不应被随意忽视或删改。这样一来，翻译工作就变得艰苦而费时，而且翻译越忠实、越贴近原文，就越难在文体上保持自然流畅。要想完全逐字直译而又不损失文风和习惯用法，几乎不可能。这点在英文《圣经》上已有先例，尤其在修订版（Revised Version）中，编译者为了忠实原文，牺牲了不少英语行文的典雅性。 基于此，《圣经》的翻译工作比其他书籍要来得更困难。 （以下为文章继续，承接对“其他书籍翻译时如何灵活”之说明。）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5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翻译《圣经》时，一个最大的偏差往往来自于对“高文体”的过度推崇。文人对文学的追求有很高的标准，看不起寻常生活语言，认为那不够“高雅”。历史上，这种对于华美辞藻的偏好屡见不鲜，也不乏反面教训。还记得在1890年的一次翻译会议上，我问过英国与外国圣经公会（B. and F. B. S.）的代表赖特博士（Dr. Wright），他们是否在这方面有经验。他立即对此表示关切，并十分强调地说：“在每一个有文字系统的国家，传教士都会屈服于本地文人对于文学高度的骄傲，把《圣经》翻得文风过于华丽。结果呢？新的译本又不得不降回到通俗层次，有时甚至不得不先后改动多次，直到返回恰当的语言水平为止。圣经公会因此白白地花费了上千英镑。” 中世纪最大的错误之一，便是把《圣经》局限在学者的语言中。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才将《圣经》译成平民使用的语言。对新教来说，让信徒能在母语里读经乃是首要原则。然而，中国的文人却有一种文学上的“自尊”，而一些外国传教士也迎合或同情这种倾向，于是将语言拔得过高，便酿成了新的危险。 （2）方言差异也是翻译过程中令人头疼的挑战。 所谓“通行（Tung Hsing）”官话，实际上词汇量有限，口头上随处可见为数众多的地方变体。想要彻底理解这种复杂状况，非得亲身经历不可。很多概念无法使用“通行”官话来表达，便只能借助地方口语的方式。当我们试图判断某个词（或词语）究竟能否算作“通行”官话时，需要考虑： - 它是否可以用通用汉字写出？ - 它在多少省份中使用？ - 它的适用范围是否还在扩展？ 若答案皆是肯定，那么我们或可将其视为“通行”官话。 然而，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判定某个词语的“通用程度”。官话必然会不断吸收那些原本被文人视为“地方化”的词汇，从而使之更加丰富。眼下的趋势是向两个方向同时发展：既在吸收文理（Wên-li）的成分，也在向口语化迈进。 604 | The Chinese Recorder | November 翻译其他书时，通常能用相对自由的方式改写或意译，在不损失清晰和力量感的前提下，保证译文可读性。而翻译《圣经》就不同了。过去的译本在翻译时，通常采取较为宽松的意译方法，因此翻译执行起来相对简单。然而，如今本土教会期待的是“忠实且准确”的版本：必须先精准确认每一个词、句的含义，然后才能逐一加以清晰明了的表达。因为《圣经》不仅是“教义的实体”，而是启示性的真理呈现，每个词都具有重要意义，不可被忽略或改动。因此，译者必须投入相当程度的努力与时间。此外，译文越是“忠实原文”，越倾向于“直译”，就越难在语言风格上做到自然流畅。实践证明，要想完全直译又保持完美文风，几乎无望。这一点在英文《圣经》的修订版（Revised Version）中已有体现：它确实较原文更接近，但若以英语的一般写作标准来看，有时会觉得不够优美。 II. 在翻译实践中，官话要比文理更难运用 初看起来，似乎不会是这样。大多数学习中文的人更容易学会说官话，而很难写文理；那么难道不应该是“文理更难”吗？然而，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官话总在文理（Wên-li）与俗话（Su-hwa）两极间左右为难。 文理与口语的界限十分模糊，一切都取决于使用者的立场。比如，有些人熟悉文理及其词句，且以此来迎合文人阶层的审美，就会认为若不给官话加上一些书卷气息或华丽修饰，便难称体面。他们翻译《圣经》时，会极力将其文风拔高，以取悦那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读者。可另一边，也有人毫无顾忌地将街头俚语或各地口语直接带进译文。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如何在二者之间把握好分寸绝非易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很多外国人通过学习能够掌握口语官话，但却无法写出像样的文理文章。要准确拿捏文理笔法殊非易事。 （原文在此继续扩展有关“方言”与“文理文体”差异，详述略。贯穿上下文已出现部分，以下不再重复——但本处为完整翻译，故仍呈现相同含义段） 方言在各地千差万别，常使译者不知所措。要么大量采取地方口语，导致通用度不足；要么一味依赖较狭窄的“通行”官话，又可能在表达力上捉襟见肘。权衡得失十分考验译者功力。 官话的形式虽然更为人熟悉，但某种意义上也比文理更刚性。 文理（Wên-li）在现代学术或思想性文章中，往往被高度凝练成固定句式或词组，仅有长期深厚训练者方能驾驭。马礼逊（Medhurst）博士曾尝试以这种文理风格翻译《圣经》，虽然在纯文学层面也算可观，但从译经角度看并不尽如人意。目前在学术及宗教书籍中所用的文理并无统一标准，或可灵活运用。然而当外国人用它翻译时，常因要配合各种情形而把词序、句式改得面目全非，反而让中国读者感到别扭，认为不是真正的中文。 相比之下，官话的语法和句式更贴近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不至于立刻激起抗拒；可它也有自己相对严格的结构，很多在文理中约定俗成的自由用法，到官话里就行不通。翻译时若处理不慎，就会产生读不通或违和感。官话的“僵化”常迫使译者绕些弯子，但也因此保障了表达的精确度，不易被随意改写。 官话里有大量的双字组合，使得翻译时辨析难度大大增加，而这在文理中并不常见。 这些双字词会带来层出不穷的细微差别，译者要格外谨慎地挑选，才能做到准确。以《Giles 字典》为例，它在处理一些相似却并不相同的双字组合时往往没有明确区分，而是把三四种乃至更多的组合一并列出，只给一个含糊解释。好比“官员、官府、官爵、官吏、官长、官长官大”等词，全被揉成一团。实际上，每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和用法。好的词典理应尽力分别解释清楚，但要想做到尽善尽美，几乎不可能；译者还得反复推敲，以免用错。 （续前文，对官话与文理孰难孰易作进一步评论。）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7 对如此众多的近似同义词组，如果没有足够的语用经验，译者就很难拿捏得当。能在恰当场合中正确区分和使用这些词，正是优秀译者所需的最高素质之一。在这方面，文言文倒较少遇到困扰，因为它更多地倚赖单字词，其含义界限相对清晰。 官话还会带来另一种文言文所没有的困难：许多“关联概念”（cognate ideas）因共用同一字根或组成部分，而显得近似乃至重复。这样，当我们在同一句子或者同一段落中，要表达多个含“怒”义的词，如“怒气、恼怒、愤怒、烈怒、忿怒”时，就会给人以语义重复、句子累赘的印象。那若在英文原文中，可能会出现 anger, wrath, indignation 等并列使用，中文却往往只能借助这些含“怒”字的组合来对应；可一下子把它们都用上，几乎把所有“怒”字词都堆尽了。在列举各类德行或罪行时，这类情况也非常常见，譬如： - “奸淫、通奸、淫乱、不洁”等； - “党派、纷争、结党、分裂”等； - “恒忍、温柔、谦卑、良善”等。 若要一一对应而又避免相互混淆，往往难度极大。译者不得不采用一些不常见或偏僻的说法来填补空白，最终导致译文略显生硬。相比之下，在文言文中就很少出现这类困境，因为文言单字多，字典也能提供大量可替换的选项。 综上所述，在翻译《圣经》时，官话的使用难度明显高于文言文。 III. 在翻译《圣经》时，确实存在“夸大”原文之意的倾向 这大概是出于潜意识的动机，想要强调《圣经》的真理。一些内容因此被放大，一些却被弱化，好的地方被翻得更好，坏的地方则变得更坏。若对此心存疑问，可尝试将英文原文与官话版新约（无论北方或南方官话）对照若干章节，逐字比较，就能看到不少地方文字上被夸饰或减弱。 例如，“爱（love）”若译成“爱”已很到位，可是常有人把它加重为“敬爱、亲爱、慈爱、爱慕”等；“恨（hate）”或“嫌恶”，则被翻译成“憎恨、怨恨、忿恨”等；至于“恩典”或“恩惠”这一类，用“恩”或“恩典”就够了，却常常被翻译成“鸿恩、恩德、恩惠、恩慈”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主祷文中的“父恩”，有人还会再度加以修饰。 汉语确实在修饰或强调中心词方面拥有惊人的多样性，因此译者很容易就走向“拔高”或“加料”。事实上，要避免过度润色并不简单，需要译者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圣经》本身并不需要我们去“增强”或“削弱”，它原有的语气已是最恰当的，理应如实呈现。 1908 | The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Literary Worker | 609 （此处文章的标题衔接处出现了新篇目，Mateer文章尚未完全结束；同时也开始出现 F. W. Baller 的新文。原文在此似有并列或跨页排版，以下逐段呈现。） 继续前文——我曾见过一些中国传道人在引用带有边注的经文时，会说“原文如此如此”，然后带着强烈的不满抱怨道：“既然原文这样写，为什么不照着翻呢？干脆就这样译出来吧！”在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针对是否应该将隐喻（metaphor）直接翻译成字面意思，还是转化为类比（comparison）时，我们中一位擅长中文写作的同工极为激动地说：“难道你们以为中国人看不懂、欣赏不了隐喻吗？我们中文典籍里充满各种比喻，而且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如果我们不给中国人一个忠实原作的《圣经》，他们日后会责怪我们，最终也会自己来动手改。” 总之，值得强调的是，没有哪一个人能独自把《圣经》翻译得尽善尽美。每个人对于真理和语言的理解都有限度，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会带有偏见；每个人的认知在不同层面上都有局限。我们每天都在学习进步，也正是在不断发现这些不足。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自己在这方面的极限，不妨去参加一个翻译委员会工作，就会体会到很多。 The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Literary Worker. BY F. W. BALLER. 就本主题而言，也许可以先把标题顺序颠倒一下，从“写作人员所需的资格”讲起，再谈如何训练，才适合用中文写基督教著作。有一句经典的论调是，某位文学上崭露头角的人“出身贫寒但父母虔诚，后来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这种背景介绍可以酌情省略或在之后提及。再者，“中文（Chinese）”范围极广，从最高雅的文理（Wên-li）到最通俗的方言都包括在内。本文仅探讨如何在官话层面进行基督教著作的写作，至于更高层次的写作则留待更有经验的人来讨论。 一个人是否自觉到“蒙召（call）”去做此工作，十分关键。若没有对这种特殊使命的认定，谁都不该随意涉足此事工。 608 | The Chinese Recorder | November 回到前面提到的“恩”或“恩典”，我们其实不需再多加修饰，但有人喜欢用更夸张的“鸿恩、恩德、恩惠、恩慈”等。主祷文里提到“愿你的国降临”，就有人加上一些更带感情色彩的表达。汉语确实拥有极其丰富的修饰手段，极易在不知不觉间强化了原文。翻译者若不保持自我约束，难免越走越远。《圣经》无需额外的“加强”或“削弱”，它的本义正好恰到好处，应该尽力照原意翻译。 IV. 现有译本普遍存在“在翻译过程中将《圣经》改造为适合中国人”的倾向 那些原本晦涩的段落往往被意译或替换得明白易懂；可能冒犯读者的地方则被改得温和；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比喻或拟人则被扩展成比拟；出自《圣经》时代的习俗、言谈也常被转化为“中国人习惯怎么说”。倘若要举例，能列出不少，但不是本文的目的。这种操作在近年虽不少见，但原则上应当抵制，因为它违背了忠实原则，译者必须竭力避免。 《圣经》不需要译者的“加工”。中国教会理应拿到一部完全忠实且精准的《圣经》，这是他们对译者再正当不过的要求。他们要知道的，是经文作者真正写了什么，而非“若作者是中国人会怎么说”。打个比方：中国人学会英语后，如今也开始将英文书籍翻译成中文——这显然符合当代趋势。英文《圣经》，尤其修订版（Revised Version），向来被视为谨慎且忠实的典范，中文译者理应追随这一方针。 我本人也多次听到学生在翻阅注释书、或听课时，会对现行《圣经》的不够准确之处表示不满。毕竟，当初最早的译本多半是为那些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的人而译，如今的需求却不同了——我们需要一本献给已经身在基督教会内的信徒使用的《圣经》。 注：原文脚注处提及：部分人之所以倾向于对《圣经》进行改写，或许是因为早期译本主要目的在于向完全不了解基督教的人介绍福音；但现在情况不同，目前时代的需求是为基督教会提供合宜的《圣经》。 1908 | 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darin | 609 （Mateer文章在此页下半部分的结尾，与 Baller 文章并列出现。） 我曾看到一些中国传道人在引用某段有边注的经文时，会说“原文字面如此……”，然后带着强烈不悦批评道：“既然原文是这样，为何不直接这样翻译？把它照原话译出来不就行了？”——由此可见，中国信徒对于精准翻译的渴望。 在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针对某个比喻（metaphor），是否应直译还是转化为类比（comparison）的问题，结果委员会里一位擅长写作的华人激动地发言：“难道我们中国人看不懂比喻吗？我们自己的书籍中就充满了各种比喻，而且不断有新的出现。倘若我们不给中国人一个忠实原作的《圣经》，不久之后他们必然会责怪我们，最后还得他们自己动手，把经文改回原样。” 结语： 不妨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个译者可以单枪匹马地把《圣经》译得尽善尽美。每个人对于真理与语言的认识都有限度，每个人在不同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的偏见或局限。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也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不足。如果有人想检验自己在此领域的能力边界，那就让他加入一个翻译委员会吧。
#圣经翻译 #狄考文 #和合本 #官话 #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