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网上炒的沸沸扬扬的金刻羽,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光环缠身的精英,会看上一个暴发户,不但成为他欺诈套利的帮凶,还有私生女,人们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择偶式的落差;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无论金刻羽有多么高的名声和地位,从她对这个体制的认知,就能看出她的价值观;能为这种宏大叙事擂鼓助威,说明她相信这种体制,那么她也必然深信这种体制中产生的这些财富暴发户是这个模式当中的佼佼者,所以以身相许就不足为奇了。这才是她真实的认知水平。 这就是多重因素叠加下的精英崩盘镜像。 一个哈佛博士、伦敦政经终身教授、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之女,曾在国际舞台为中国模式发声的顶级精英,竟卷入浙江商人余海军的婚外情,为其生女,并在2022年7月以股东分红会名义于千岛湖别墅办满月宴,父母盛装出席。宝利德集团随后爆雷,总负债近70亿,2025年破产清算,余海军成老赖,原配携资离境。这暴露的何止是单一的降级择偶,这是典型的当下中国精英圈的多重现实逻辑叠加。 首先,光环贬值焦虑主导“变现”冲动。哈佛头衔、家族背景在中美脱钩、经济下行中快速贬值:演讲费、顾问席位有限,真正落袋为安的项目稀缺。年近40岁,生育窗口紧迫,家族压力巨大。余海军提供的情绪价值、巨额现金流、潜在资产转移的捷径,只要骗局为其续命,光环就能跃迁为百亿家族序列,比纯学术路线高效得多。父母出席满月宴,更像家族默许的交易。 其次,阶层惯性与认知局限。她长期浸润宏大叙事环境,为体制美化辩护,习惯把背景、故事、人脉视为顶级竞争力。余海军这种靠包装起家的商人,被误读为“中国式成功佼佼者”。这与英语水平、教授身份无关,而是权力美学训练的结果:看不透体制贪婪,就容易被体制内的成功者吸引。 再加上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门当户对的顶级男性多已婚,余海军出手阔绰、敢砸钱、提供被需要感,填补精英生活空缺,土味浪漫反而成叛逆出口。 也有人说这是被设计收割的杀猪盘,余海军夫妇疑似全程利用金刻羽家族光环背书,续命骗局。她可能从工具人起步,最终成最大受害者之一:骗局崩盘后,她维持人设,继续国际活动。 更有趣的是精英圈集体盲信关系多余风控,丁磊、胡晓明、高瓴等大佬被同一故事套牢,既讽刺又现实。
在日本的街头,我时常盯着人们手上的手机,总在想,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人们都在用什么手机…… 那些熟悉的索尼和夏普竟然销声匿迹,可他们是怎么在这个领域被世界落下的呢?按理说日本的科技如此发达,而且又在世界起步那么早,不应该在当今普及率这么高的手机世界被淘汰出局啊。 后来发现,其实日本手机产业的衰落,是日本科技史上最典型的领先者陷阱案例:从功能机时代的全球顶尖,到智能手机浪潮中的近乎集体出局,如今全球份额接近零,本土市场也被iPhone主导,Sony和Sharp仅剩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确实令人惋惜。 核心根源应该在于加拉帕戈斯综合征:日本厂商在本土市场高度优化独特需求,如防水、红外遥控、Felica支付、实体键盘、Strap挂绳,却因封闭生态与国际标准,如GSM、Android、iOS严重不兼容,无法出口。功能机时代,这种岛国完美适配让NEC、松下、夏普等称霸本土,甚至逼退诺基亚、三星;但2007年iPhone与Android爆发后,竞争转向软件生态和全球化平台,日本硬件至上的路径瞬间失效。 这一现象与日本企业文化和传统性格也深度交织:风险规避与耻感文化让决策保守,宁可精益求精硬件,也不愿冒险押注开放软件;集体主义与共识决策导致响应迟钝,无法快速迭代;终身雇佣以及年功序列使大企业官僚化,人才不愿创业,创新活力稀释;岛国心态强化本土优先,错失全球分工,成本高、迭代慢。 还有三大运营商的极端主导,通过补贴与深度定制捆绑厂商,强化封闭生态;低估软件的重要性,碎片化UI无法形成App生态;本土市场足够大和满足感制造了错觉,缺乏出口的紧迫感;竞争对手三星、华为后发激进全球化。 所以说,有时候过去的成功经验也能成了枷锁。日本传统性格保守、和谐、耻感、硬件偏执在封闭环境中铸就工匠辉煌,却在开放、颠覆的数字时代成了内卷陷阱。东京街头iPhone清一色,正是这种多重合力下的理性结局;最后消费者选择了生态无缝兼容,而非本土骄傲。 技术领先不等于永远的市场话语权,文化惯性有时比技术更致命。
艾未未回国,并在德媒面前给出一组明显温和甚至偏向中国的表述,这件事本身并不只是红不红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流亡者在晚年对归属、身份与现实作出的重新权衡。想回家、想陪母亲、想让孩子接触故土,这些都属于人性,并不卑劣。真正引发争议的,是他的表达开始在客观上为他曾经反抗的体制提供了叙事支撑。 他所描述的“便利”并非虚构。银行、办事、购物、饮食、城市节奏,这些在中国一线城市确实高度成熟。但那是一种权力型便利,而不是制度型便利。在中国,你是谁往往比你做什么更重要。艾未未是被允许存在的象征性人物,他自然能感受到被重视、被照顾、被热情接纳的氛围。普通人并不生活在这样的版本里。 他拿德国的官僚冷漠与中国的办事顺畅作对比,本身也有现实依据。欧洲体系的确缓慢、刻板,对外来者和非典型个体缺乏温度。在异乡生活的孤独与被忽视,很容易让人产生心理落差。但把这种不适感对冲到中国的政治结构上,会制造一种误导性的平衡感:那边不舒服,这边似乎也没那么糟。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对比极其残酷。在德国,你可能被制度折磨,却不会被抹去;在中国,你也许会被关照,但那种关照随时可以撤回。 他对“中国不扩张”的表述,则更具象征意义。当代中国的影响力不靠坦克推进,而靠产业链、金融依附、基建绑定与话语渗透展开,靠的是治理理念和模式的输出,用表面功夫遮掩实质缺陷的扩张;这是一种新的扩张方式。当这样的话从艾未未口中说出,国际舆论场的解读会发生微妙的偏移。 他如今处在三层张力之间:不再想继续流亡;需要照顾家庭;又无法在西方社会完全融入。于是他选择了一种低冲突的姿态,让自己能在两个世界之间保留空间。这种自我降噪,使他的中性描述变得格外有分量,因为它们会被权力系统当作掩盖丑陋的证明。 他正在接近一种可被展示的异议者的位置。这比被封杀更复杂。温和、怀旧、文化性的叙述,会被用来塑造一个更柔软的国家形象。他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回家故事,但这个故事已经被嵌入更大的叙事结构里。 回家是人性,被当成制度背书就是政治。一个异议者若用舒适交换沉默,表面看似获得了安稳,内在却变得更加危险和脆弱。
中国之所以长期对俄罗斯表现出一种看似忍让、甚至屈辱的支持,原因并不只在能源、贸易或地缘,而在一个更深的结构里: 它需要俄罗斯存在。 不是作为强国,而是作为一个不倒下的极权缓冲带。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彻底失败,必然出现政权动摇、领土重组、四方独立、制度被西方渗透;那会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整条从东欧到中亚、再到蒙古的地缘带,会逐渐被民主制度与北约体系覆盖。那条线一旦形成,中国的北部将第一次在现代史上没有同类政权作为缓冲。 那就不单纯是军事压力了,而是真正的制度包围。 对一个高度依赖控制与封闭的体系来说,这比航母压境更危险。因为民主不是坦克推进的,是通过生活方式、制度示范和价值渗透扩散的。它会慢慢把人生存的另一种可能性,送进边境另一侧的人群心里。 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它可以忍受俄罗斯的霸道、勒索、敲诈、要价。可以忍受被轻视、被拖累、被逼着在国际舞台上陪跑。 因为在它的计算中,一个虚弱但仍然专制的俄罗斯,比一个被民主化的俄罗斯安全得多。 这就像傍上了一个黑社会的大哥,这个大哥粗暴、难相处、常占你便宜,但只要他还在,街区就不会被警察接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混乱可控的黑暗,比被规则照亮更安心。 朝鲜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它不是盟友,是另一块缓冲墙。哪怕摇摇欲坠,也必须维持。 所以中俄的关系才会呈现出那种又恨又黏、又防又靠的状态。它不是外交上的理性联盟,而是两种同类体制在全球退潮中抱团取暖的姿态。
赵婷的电影《Hamnet》译《哈姆奈特》在2026年1月11-12日的第83届金球奖上确实大放异彩,拿下最佳剧情片Best Motion Picture – Drama这个当晚压轴大奖,击败了赛前呼声很高的《Sinners》等竞争者,同时主演Jessie Buckley凭借饰演莎士比亚妻子Agnes的表演斩获最佳女主角,赵婷本人也入围最佳导演,但最终影片整体获奖让她当场惊呆,领奖时一脸不可置信。 很多人习惯把赵婷和宋丹丹放在一起比较,主要因为宋丹丹是赵婷的继母,而赵婷从小在北京长大,14岁后出国留学,英国寄宿+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后来完全融入西方独立电影圈。这层家庭关系让一些人习惯性拉郎配对比,但两人的思想境界、世界观深度、人生经历和创作高度千差万别,几乎不在一个维度上。 赵婷的思想和视野远超那些貌似声名显赫的体制内艺人,成长与文化浸润,让她在西方自由、多元的环境中完成自我构建。她在采访中提到,美国让她感到没有历史的负担,能以局外人视角观察人性、社会底层,她的《无依之地》《骑士》都拍美国中下层,这种跨文化游牧视角,让她的作品充满同理心、脆弱性、 相互依存…… 她在《Hamnet》获奖感言中强调“feminine consciousness”女性意识、柔性领导力,来自直觉、关系、社区而非支配,这完全是长期浸润在自由、个人主义文明后的深度体悟。 赵婷的电影从不歌颂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个体创伤、丧失、疗愈。斯皮尔伯格在台上说:赵婷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讲好这个故事的人,因为她能捕捉“大地与森林的灵魂”。这需要极高的情感深度和普世人文关怀,远非国内那些主流娱乐圈的所谓正能量”喜剧套路可比。 赵婷能公开谈女性意识不兼容好莱坞现有霸权模式,这种独立、批判性、跨界融合的思考,是国内徒有虚名的那些电影人如天书一般的话题。所以也不要再用出生地去蹭流量了。 制片人斯皮尔伯格说,Sam Mendes推荐他读原著小说后,他觉得只有赵婷能拍,因为她不把莎士比亚神化,而是拍成一个普通家庭的丧子之痛加艺术诞生。赵婷和原作者Maggie O’Farrell合作写剧本,用了无数语音备忘录,最长58分钟!像播客一样讨论细节。最终电影避开古装大片俗套,拍得肮脏、真实,连演员的指甲都是黑乎乎的,强调瘟疫、丧亲的原始痛感。 赵婷领奖时提到,剧组有人在拍摄期间失去亲人,有人还在挣扎。她说“我们因为你们而在这里,我们爱你们”,这不是获奖套话,影片本身就是关于“丧失后如何继续爱”的疗愈故事。Jessie Buckley(Agnes)说赵婷让她重新学会做艺术家,就是学会脆弱,让自己被看见。 金球奖当晚,《Hamnet》是最大黑马,很多人以为《Sinners》会赢。赵婷在台上引用Paul Mescal的话:艺术家最重要的事是“学会足够脆弱,让自己被看见——不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而是真实的我们”。这句几乎是她全部创作哲学的浓缩。 赵婷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成就,是因为她已经真正融入了一个文明自由的社会,她的思考高度来自长期的跨文化游牧、底层凝视和对人性脆弱的深刻共情。这让她远超一般艺人,甚至远超很多好莱坞导演。
乔志飞
1个月前
中国现代化最刺眼的一块盲区——为什么自来水不能直饮, 一个社会的真实发达程度,不在摩天大楼,不在高铁里程,也不在GDP排名,而在最底层、最日常、最不起眼的公共服务上。 一个国家的自来水能不能直接喝,就是这种指标。 在欧洲、日本,你可以在火车站、街头、学校直接接水喝,因为那背后是一整套把普通人的身体当回事的制度: 水源保护、管网维护、老旧铅管更换、透明检测、违法重罚,这些都是花钱多、周期长、见效慢、但对人命最关键的工程。 而中国的治理逻辑完全相反。 它偏好的是可被看见、可被拍照、可被汇报的工程: 高铁、CBD、开发区、超高层、政绩地标。 这些东西可以写进简报,可以在电视里滚动播放,可以变成官员履历上的一行数字。 自来水管道埋在地下。水质改善看不见。工程大,见效慢,风险大,出政绩周期太长,于是它就被系统性的放弃了。 更深一层,是权力对人的看法。 在一个真正把公民当主体的社会里,喝到干净水是基本尊严。 在一个权力高于个人的体制里,民众更像是可以消耗的人口单位; 只要不大规模中毒、不引发群体事件,水质差一点、重金属高一点、肠胃病多一点,都属于可接受成本。 因为残酷的现实是:中国治理公共事务的底线不是“对人好”,而是“别出事”。 修高铁,是为了拉投资、搞土地财政、维持增长叙事; 不修管网,是因为那只是在给老百姓的身体做长期投资,而这种投资不会产生权力回报。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逻辑: 如果自来水干净可饮用,瓶装水市场会崩。 哇哈哈、农夫山泉、怡宝、景田、地方水厂,其实是对公共水系统失职的一种商业替代。 民众用自己的钱,为政府不做的事二次买单。 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用看得见的宏大工程,掩盖看不见的日常溃败。 所以你才会看到一种荒诞对比—— 这个国家可以把高铁修到雪域高原,却不愿意把你家楼下的管网换掉; 可以在沙漠里建机场,却不愿意让孩子喝到放心的水。 一个国家真正的文明高度,也许就藏在你拧开水龙头那一刻。 而中国在这件事上的选择,本身已经回答了它更在乎什么。
乔志飞
1个月前
在国外生活久了,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外国人好像大部分都太老实,太好骗;不如大国出来的脑子活;表面上看是能力差异,其实归根结底是两种成长环境和生存逻辑的产物。 在多数西方社会,一个人的成长路径相对清晰。教育体系正规,规则边界稳定,社会运行有连续性。大多数人从小接触的,是契约、责任、程序和边界感。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互动,建立在默认的信任之上,而不是防备。不是因为他们更高尚,只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很少逼迫他们把“防骗”和“反算计”当作生存技能。 而国内的成长环境恰恰相反。长期的贫穷记忆,加上高度压迫和不透明的制度,让很多人从小就明白一个现实:规则随时可能变,资源永远稀缺,位置需要争抢。正面路径不稳定,只能靠侧门、缝隙和巧劲。于是,算计逐渐被训练成一种能力,钻空子被视为机灵,绕规则反而成了值得炫耀的本事。 在这种环境里,生存空间往往是从别人的盲区里挤出来的。为了活下去,为了不被别人踩下去,有些人宁愿牺牲信任、尊严和长期声誉,只求眼前占到便宜。久而久之,无论是官场、商界、民间,欺骗不再被视为道德问题,而被包装成“本事”“聪明”“会来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国人看起来很好骗,往往并不是真的缺乏判断力,而是他们的社会环境里,很少存在系统性、产业化、以恶意为前提的欺诈。没有经历过那种无孔不入的算计,自然也不会把每一次交往都当成博弈。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把人训练成了防御型生存者。当欺骗成为常态,信任反而变成奢侈品;当每个人都被迫精于算计,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低水平的内耗循环。 所以善骗的人很难被真正文明的秩序所尊重。因为文明运行的前提,从来不是谁更会算,而是谁更愿意守住边界。 一个社会真正强大的标志,不是遍地是“聪明人”,而是大多数人可以不靠聪明活着。
乔志飞
2个月前
昨天日本遭遇 7级以上大地震,本应是让人揪心的时刻。然而在中国互联网上,却充斥着幸灾乐祸与报应论的狂欢。 这种情绪并非偶然,它是几十年社会化与政治引导共同制造的结果。 这不是普通的冷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道德溃败。 追根溯源,这是国家叙事制造的仇恨情绪;几代中国人从小被教育:日本是永远的敌人,恨日本等于正确、光荣、有正义感,任何对日本的同情相当于软弱甚至卖国…… 于是,仇恨就变成政治忠诚的验证方式。 一旦灾难发生,人的良知不再是首先启动的机制,而是政治记忆先进行权衡,这不是人性的选择,而是被训练后的条件反射。 仇恨教育是一种双刃剑,看似锋利,最后往往伤到握剑的人。一个社会长期沉浸在敌意之中,人心会逐渐失去柔软。孩子从小被要求记恨,情绪就会变得僵硬。成年后面临现实压力,愤怒也无法找到真正的出口,于是朝着被允许攻击的方向倾泻。 长久下去,人们不仅对陌生人的痛苦无感,也对身边的悲伤麻木。灾难过去得越久,恨意就越顽固。当遇到真正需要彼此扶持的时刻,每个人都只想着自保。因为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已经告诉他,世界是一场无可休止的敌对关系,只有让别人倒下,才算安全。 一个总是把外人当敌人的社会,最终也会把自己人当敌人。当仇恨成为情绪主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崩塌。对外的敌意与压抑,一点点转化为对内的互害。谁都不敢放下防备,谁都不愿先伸出援手。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活得紧张、愤怒和孤独。 同情心的本质,是承认我们都需要彼此。只要还能为他人的不幸皱眉,这个世界就不会凉透。
乔志飞
5个月前
查理·柯克之死:社会的一块试金石 每一件突发事件,都像投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颗试金石;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和众说纷纭的立场,正是检测这个社会温度和颜色的最好的答案;对待任何一件事的看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的本性。 查理·柯克倒在演讲现场,一声枪响击穿了社会的伪装。人性冷暖、善恶曲直立现分明:有人真诚哀悼,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忙着算政治账,那反应比枪声更刺耳。 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分歧可以存在,意见可以辩论。这是自由的根基。可一旦争论被推到了枪口,言论自由就不复存在,文明也随之崩塌。子弹替代不了对话,暴力粉碎的不只是生命,还有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底线。 极化的政治酝酿仇恨,社交媒体放大戾气,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样的环境里,子弹就变成了自卑者的力量;在文明的规则下撒野,是懦夫最后的垂死挣扎…… 若有人试图用子弹替代辩论,所谓的自由就彻底破产。意见不再是意见,而成了生死的界线。那一刻,公共生活只剩下仇恨与恐惧。社会若沉迷仇恨,下一颗子弹就在阴影里等待; 悲哀之余,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谁在这场悲剧中仍能保持人性的理智,谁只会在血迹中幸灾乐祸,谁又会被历史吞没在狭隘偏激的漩涡之中……
乔志飞
6个月前
别等被关进猪笼车,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猪圈里生活…… 别以为今天你没被装进猪笼,就代表你被他们当作人。 在他们的眼里,所有人都只是圈养在秩序笼子里的牲口——只是暂时还没轮到你罢了…… 8月4日,四川江油。 一场校园霸凌的伤口还在流血,无数名市民聚到市政府门口,为受害女孩讨公道; 绵阳警方却暴力抓捕、用运猪车拉走了声援市民,网络炸开了锅:一群为受害者发声的人,竟被装进本该运牲畜的车里,这画面荒诞到让人作呕。 更让人揪心的是,网传受害者的母亲是聋哑人。她没有喊出一句话的能力,只能给官员下跪“替我的孩子做主”。在这个需要喊破喉咙才能换来一点关注的社会,她的沉默,成了最尖锐的呐喊。 霸凌只是表象,真正的病灶,是这个体系从未把普通人当作人。 在体制的眼里,那不过是两只猪崽在互相殴斗,不值得关注和同情,更不值得去伸张什么正义;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本身就没有正义,心里都有霸凌者的心态;他们早就默许了这种谁的拳头硬谁有理的丛林法则社会;在一个不承认人人平等的制度里,霸凌早已不止是校园里的恶习,这和社会上的互相欺压,弱肉强食异曲同工;就连整个体制内也是谁的背景深、谁的后台硬,就可以任意践踏其他人;这种思想早已经根植于所有掌权者和执法者的内心,他们不是没有办法去纠正错误,去惩恶扬善,是他们根本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善恶; 而当你试图追问真相,讨回公道,运猪车就成了对付你的工具。用猪车拉人,不是他们工作疏忽,只是他们不小心真实的流露出,你在他们心中猪狗不如的现实。 如果那个女孩不是聋哑人的女儿,而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会怎么办? 今天是她,明天谁能保证不会是你。 今天没装进猪笼,不等于你就被他们当人看……这些人,才是真正纵容霸凌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