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做出的一种被迫的人性向兽性的沉沦。 如果我们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中国农村的“人相食”的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 文革中广西在1968年出现过相当规模的吃人狂 潮，这一人道灾难有如下几个特点：1）明显的派性和阶级性――-吃人者大都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派”（保守派）和党团员积极分子，被吃者则是反对派“四二二”（造反派）或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即“阶级敌人”；2）吃人事件一般发生在各级中共领导和军队掀起的大规模“镇压阶级敌人”（实质是乱打乱杀）的浪潮后，受到当局的唆使、纵容和默许；3）吃的主要是受害人的心肝，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壮身”。第一位揭露这一“万人吃人运动”的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吃人者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很能说明两者的区别： 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还是烤的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15] ---宋永毅：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