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取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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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把人口视为负担。 计划生育的初衷，就是要达到“人均国民经济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必须把分母降下来。 现在发现人口减少，未来没人给房地产和地方财政接盘了，也没人交社保了，又鼓励多生。 多生也没用，工作机会没有了，生出来的人口又变成“剩余劳动力”，即使有工作机会，也是低薪资低福利，越来越多年轻人看明白了，社会不但压榨我，还要压榨我下一代，那我还生个屁。 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消费主体在海外，劳动者就是生产工具，就是成本，所以必须实行低薪资低福利政策，帮助中国制造业企业完成资本积累，开拓海外市场。 但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很难与日本1990年代相比了，中国企业很难有机会做成日本的五大商社，包括三井物产（Mitsui & Co.）和三菱商事（Mitsubishi Corporation）那样的规模，中国企业遭到🇪🇺🇺🇸抵制，只靠压榨国内底层，做大做强很难。 连比亚迪在巴西压榨中国劳工都被巴西法院勒令巨额赔偿，国内的办法在海外行不通，那怎么资本积累？压榨国内韭菜和供应商，这样没有未来的。 股神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20年开始买入了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并长期持有。 日本人对美国挺够意思，日本投资美国，赚美国红利，现在允许巴菲特发日元债，借贷成本极低，买入日本股票，也让美国人享受日本红利。 而中国的国企，是党国命根子，不会允许外人染指，经营也不透明，党委负责制，外国人也怕被割了韭菜。中国实际利用外资2025年上半年也创了新低。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诺奖获得者 阿西莫格鲁的说法，中国的榨取性制度是没有未来的，一个制度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没有吸引力，努力没有用、劳动没意义，很多年轻人就躺平。 随着中国人口快速下降，中国经济必然萎缩，目前税收和社保缴费基数已经涨不动了。 中国经济好不好，首先看外商投资，外国人赚不到钱自然不来，再就是看税收和社保缴费基数，这两项指标几乎不可能造假。 看股市、看GDP数字、看统计局发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青年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扯淡。 有人把雷军成为首富看作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标志，太浅薄了。 小米市值再高，在小米生产线上打螺丝的牛马们，工资会不会涨？ 作者：Leva
#人口减少 #经济萎缩 #外资下降 #低薪资低福利 #榨取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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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规模是受它自己能驾驭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限制的。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把制度分为了两种，即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但不管一个国家采用的是哪种制度，运行其制度都需要成本，需要团队。 你可以选择“榨取”，那么你的团队就需要能够从这个国家榨取出起码能覆盖你团队运营成本的收益。 你也可以选择“包容”，但同样，你需要在政府的治理成本与收益间找到平衡。 这意味着一谈到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问题，你就不能不考虑“能力上限”这回事。 若选择推行暴政，你就必须保证自己通过推行暴政获得的剥削收益大于维稳开支。维稳开支越大，你需要从民间搜刮出的财富就得越多，一旦老百姓穷狠了，你再刮不出油水了，这盘生意你就会做不下去。 而一个国家领土面积越大、人口越多、民情民意越复杂，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越高、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越高，你要对它进行维稳的难度也就越大，需要消耗的成本也就越高。 尤其是，如果你既想保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又想保持社会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和高产出。 毛泽东能压制住大饥荒时期的中共国民，使其无法作出有效反抗，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国仅有不足七亿人口，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国仍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绝大多数需要被维稳的人口都被固定在农村土地上，只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国家。 是一个在维稳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开支上远远低于今日之中共国的国家。 但即使是这样，毛泽东仍然把中共这盘维稳生意做到了将近破产的程度。 他利用了自己操弄民心的天赋，利用了掌控在其手中的庞大宣传机器和整个教育体制，但他仍然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民穷财尽濒临破产的国家，一个让邓小平等人不得不断然选择改革开放的经济局面。 习近平的问题，是要以其远低于毛泽东的才气、威望和底蕴，驾驭一个难度远高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治理议题。 他办不到。 但习近平的继任者，或者说“接盘者”就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 没有人能做得到。 即使继任者改弦易辙，放弃榨取性制度，改用包容性制度，他也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一个小小的国家治理团队要如何驾驭一个由十多亿人组成的庞大国家的问题。 这个由既掌握着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又不具备成熟的民主国家公民素质的亿万国民组成的国家，这个内部利益纠葛历史恩怨极其复杂混乱的国家，这个民族矛盾难以调和，南北诸省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由凡人而非神明组成的国家治理团队的噩梦。 小小一个韩国，人口仅五千万，在民主化道路上都走得磕磕绊绊。 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蓝绿之争至今不息。 三亿人口的美国，以文明先行者，全世界第一民主强国之身，近年仍频发选举争议。 国家治理从来都是难题。 国家治理团队对本国治理议题的驾驭能力是否充足，从来都是既性命攸关，又难以找到圆满答案的问题。 一旦国家治理团队的能力与国家治理议题的难度不匹配，一旦治理能力赶不上治理难度，国家治理就会陷入危机。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习近平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一旦选择了改弦易辙，从专制走向民主，新的国家治理团队就需要对国民交出比习近平、邓小平等人都漂亮得多的政治答卷，才能符合国民对新政权的期待，才能建立国民对新制度的信心。 但如果在习近平身后，国家不进行拆分，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件事。 因为在习近平身后，在中共帝国覆灭后的中华沦陷区，我们看不到有哪个治理团队能应付“完整接盘”需要应对的复杂局面。 这不是空喊理念就能解决的问题。 十多亿人嗷嗷待哺。 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历史恩怨、民族矛盾、地域矛盾，需要试图“完整接盘”的国家治理团队的调和。 如果新政权选择了榨取性制度，这亿万人的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就是新政权维稳团队的工作任务，而为完成对这亿万人进行的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需要消耗的维稳成本，则需要从被控制着的这亿万人身上榨取。 如果新政权选择了包容性制度，要做的虽然简单得多，但同样有难度。那就是让这亿万人，这在语言、风俗、观念和利益立场上差异极大的亿万人，对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种种细节达成共识。 放眼海内外，不论选哪条路，我都看不到有国家治理团队能驾驭这种难度的任务。 尤其在中文圈。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分。 把太复杂太庞大的问题拆分成一堆简单些、小些的问题。 把太复杂太庞大的国家，拆分成一群更单纯更“小”的政治实体。 把治理难度，降到中文圈拉得出来的治理团队的能力范围之内。 坦白说，我并不认为，反对“拆分”这条思路的人能阻止拆分在现实里发生。 也许会有人奔向沦陷区，试图完整接盘，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 但即使有人能成功建起新帝国，新帝国同样会因治理团队的无力驾驭而分崩离析。 这种无效劳动，只不过是让沦陷区民众多吃一遍苦，多受一茬罪罢了。 若任事态如此发展，拆分同样会实现，只是，会在无序中进行。 而关心沦陷区亿万民众福祉的人最现实的态度，是承认拆分的必要性，并试着驾驭这个过程，让历史进程少一点不必要的波折，让满载无辜生命的航船早日驶离历史三峡，扬帆归海。
#国家规模 #治理成本 #榨取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 #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