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规模是受它自己能驾驭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限制的。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把制度分为了两种，即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但不管一个国家采用的是哪种制度，运行其制度都需要成本，需要团队。 你可以选择“榨取”，那么你的团队就需要能够从这个国家榨取出起码能覆盖你团队运营成本的收益。 你也可以选择“包容”，但同样，你需要在政府的治理成本与收益间找到平衡。 这意味着一谈到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问题，你就不能不考虑“能力上限”这回事。 若选择推行暴政，你就必须保证自己通过推行暴政获得的剥削收益大于维稳开支。维稳开支越大，你需要从民间搜刮出的财富就得越多，一旦老百姓穷狠了，你再刮不出油水了，这盘生意你就会做不下去。 而一个国家领土面积越大、人口越多、民情民意越复杂，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越高、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越高，你要对它进行维稳的难度也就越大，需要消耗的成本也就越高。 尤其是，如果你既想保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又想保持社会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和高产出。 毛泽东能压制住大饥荒时期的中共国民，使其无法作出有效反抗，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国仅有不足七亿人口，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国仍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绝大多数需要被维稳的人口都被固定在农村土地上，只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国家。 是一个在维稳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开支上远远低于今日之中共国的国家。 但即使是这样，毛泽东仍然把中共这盘维稳生意做到了将近破产的程度。 他利用了自己操弄民心的天赋，利用了掌控在其手中的庞大宣传机器和整个教育体制，但他仍然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民穷财尽濒临破产的国家，一个让邓小平等人不得不断然选择改革开放的经济局面。 习近平的问题，是要以其远低于毛泽东的才气、威望和底蕴，驾驭一个难度远高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治理议题。 他办不到。 但习近平的继任者，或者说“接盘者”就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 没有人能做得到。 即使继任者改弦易辙，放弃榨取性制度，改用包容性制度，他也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一个小小的国家治理团队要如何驾驭一个由十多亿人组成的庞大国家的问题。 这个由既掌握着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又不具备成熟的民主国家公民素质的亿万国民组成的国家，这个内部利益纠葛历史恩怨极其复杂混乱的国家，这个民族矛盾难以调和，南北诸省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由凡人而非神明组成的国家治理团队的噩梦。 小小一个韩国，人口仅五千万，在民主化道路上都走得磕磕绊绊。 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蓝绿之争至今不息。 三亿人口的美国，以文明先行者，全世界第一民主强国之身，近年仍频发选举争议。 国家治理从来都是难题。 国家治理团队对本国治理议题的驾驭能力是否充足，从来都是既性命攸关，又难以找到圆满答案的问题。 一旦国家治理团队的能力与国家治理议题的难度不匹配，一旦治理能力赶不上治理难度，国家治理就会陷入危机。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习近平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一旦选择了改弦易辙，从专制走向民主，新的国家治理团队就需要对国民交出比习近平、邓小平等人都漂亮得多的政治答卷，才能符合国民对新政权的期待，才能建立国民对新制度的信心。 但如果在习近平身后，国家不进行拆分，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件事。 因为在习近平身后，在中共帝国覆灭后的中华沦陷区，我们看不到有哪个治理团队能应付“完整接盘”需要应对的复杂局面。 这不是空喊理念就能解决的问题。 十多亿人嗷嗷待哺。 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历史恩怨、民族矛盾、地域矛盾，需要试图“完整接盘”的国家治理团队的调和。 如果新政权选择了榨取性制度，这亿万人的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就是新政权维稳团队的工作任务，而为完成对这亿万人进行的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需要消耗的维稳成本，则需要从被控制着的这亿万人身上榨取。 如果新政权选择了包容性制度，要做的虽然简单得多，但同样有难度。那就是让这亿万人，这在语言、风俗、观念和利益立场上差异极大的亿万人，对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种种细节达成共识。 放眼海内外，不论选哪条路，我都看不到有国家治理团队能驾驭这种难度的任务。 尤其在中文圈。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分。 把太复杂太庞大的问题拆分成一堆简单些、小些的问题。 把太复杂太庞大的国家，拆分成一群更单纯更“小”的政治实体。 把治理难度，降到中文圈拉得出来的治理团队的能力范围之内。 坦白说，我并不认为，反对“拆分”这条思路的人能阻止拆分在现实里发生。 也许会有人奔向沦陷区，试图完整接盘，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 但即使有人能成功建起新帝国，新帝国同样会因治理团队的无力驾驭而分崩离析。 这种无效劳动，只不过是让沦陷区民众多吃一遍苦，多受一茬罪罢了。 若任事态如此发展，拆分同样会实现，只是，会在无序中进行。 而关心沦陷区亿万民众福祉的人最现实的态度，是承认拆分的必要性，并试着驾驭这个过程，让历史进程少一点不必要的波折，让满载无辜生命的航船早日驶离历史三峡，扬帆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