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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现在的直播带货都发展成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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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财新已经删除，存档备份，丁磊金刻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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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娘打儿子”论非常流行。它不但成为反右和文革期间蒙冤的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原谅组织、不埋怨和怪罪组织的一个非常流行的理由，而且也被作家艺术家之外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普遍接受。高干家庭出身的“红二代”任志强在2015年撰写的文章中还在反思这个问题：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无辜的关进了看守所，以贪污罪被捕，以偷机倒把罪被判刑，经上诉后撤消了法院判决，退回市检察院重审并无罪裁定。白关了一年多的监狱，出狱后却会用一句“妈妈也会打错孩子”，放弃对执法错误的追究。人们难以了解的恰恰是我父母的榜样。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应该是王蒙这个年纪），有着对党无限忠诚，勇于献身的近似盲从的“迷信”。文革期间，我正处于一个无知的初中少年尚未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成长期。很难接受我心目中如此优秀的父母，突然有一天被工人战斗队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了，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当父母被从干校的“牛棚”中“解放”出来，并重新安排工作时，他们对那些打倒他们的造反派和党的上级组织竟然没有丝毫的怨言和不满？当我询问此事时，他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也会打错孩子”。他们深知文革是这个党在那个历史时期犯了个重大的错误，但出于对这个党的热爱，他们坚信党是会纠正错误的。[27] 由于受这种母子关系模式的约束，自认为“儿子”的作家们在获得平反之后，其创作的核心主题模式分别是：申诉冤情和表达忠诚，而且申诉冤情的目的其实还是表达忠诚：我是多么忠实于你，即使在蒙冤时期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如此）。宁可被组织冤死，也决不背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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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现在知道张建旗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时期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不觉得自己在这场文革运动中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纵队”、“总司令部”，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的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建旗，于1967年8月被逮捕，这些学生都押在K字楼，他们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说是“办学习班”。那时有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因此张建旗被“抓进”的是“学习班”，当然，学习班也就是名声好听些，其实也与监狱差不多。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K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5.16’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5.16’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此时抓“五一六”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陈伯达是主抓这个运动的小组长，组员包括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司令吴法宪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经升格为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张建旗又不肯认错，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的张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了。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说张建旗1970年被枪毙，其根据皆是师东兵的《吴法宪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一九七○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可是在吴法宪本人写的回忆录中，虽然也谈到了“五一六”问题，就没有说到张建旗被枪毙这件事。这段故事看来是师东兵向壁虚构的。张建旗没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监三中队服刑。张建旗刚到三中队时披着棉大衣，拖着几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许多衣服（包括有将校呢军装）与书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送回家了。后来知道，他确实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父亲早年去过延安，后来牺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亲本身也是延安干部，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厅局级干部，丈夫死后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张建旗的继父，是个省部级的干部。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一米八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张建旗在秦城关了几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后，1972年，中央专案组找他谈话，说他没问题（张建旗他们当年反周，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二月逆流”，林死后这个问题一风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并答应给他分配工作。回到学校后，因为校方还追问他过去的问题，张建旗坚持反周立场不变，但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革干，可能原来是“四野”系统的）的新主张，而且公开同情林彪，因此就没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了。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找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张建旗真是一个怪人，不知道他本来性格如此，还是被关押得久了和一门心思学马列、坚决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极度偏执。他似乎把“彻底革命”四个字贴到了自己的脑门上，处处要表现出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其说话的对象只局限在三五个人内，大多是属于纯政治问题的学生，如下面要谈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单纯些。胡智对我说，張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张建旗有时也跟我聊聊，多是问些事情，问问监狱的情况。从不主动与狱警、看守说话。前面说到监狱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定期有细粮米面和鱼肉。每逢改善，他都坚持吃窝头、咸菜，把细粮鱼肉给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时就干啃窝头，一手拿一个，在筒道里走步时咬一口左手中的窝头，走几步，待口中窝头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窝头，如此左右交替直到两个窝头吃完为止。他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张建旗独来独往、也不违反监规，看守人员一般也不愿意找他的麻烦，因为弄不好，可能还碰一鼻子灰，何苦来。可是中队有个指导员姓罗，因为他个子矮，又好装腔作势，大家暗地叫他“萝卜头儿”。他自觉担负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别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后本来接见送书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哪个队长也不管，可是萝卜头儿非要管，因为他知道书是会影响思想的，千万不能放松。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么书对于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么不利，因此很好糊弄。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遇到死心眼儿的张建旗便出现了尴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被停止发行）。监狱要大家学习，大多数犯人不是家里送了，就是在监狱买了，只有张建旗若无其事。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狱，就不知道张建旗的信息了。最近听与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后一拨平反的胡智说。从1978下半年开始的平反运动里，中央专案组又到监狱找过张建旗几次。胡智与张建旗放在最后，张向政府表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反毛，反周、拥林，决不改变。北京市委讨论过他与胡智的平反问题，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释放后再也没有张建旗的消息了，听说有人在地安门一带见过他，他还滞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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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赵可可，是赵紫阳的长孙女，是赵大军和王小蔼的独生女儿。她的命运，被那场”风波”改变了。1994年母亲带着她来到美国，隐姓埋名、独立去应对异邦生活的各种挑战。赵可可在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读完本科，工作数年之后，又考进哈佛商学院读 MBA。两年一转眼过去，她毕业了。笔者2004年底在新泽西见到这母女俩。此前一年，赵可可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经过一番求职的波折，在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ZS顾问公司找到工作，母女俩搬到新泽西Highlan d Park一个公寓群居住。居住数年，不论是华洋邻居，还是当地社团，没有谁知道她们的来历。据她俩告诉我，此前她们在马里兰、在康涅迪克、在纽约皇后区都居住过，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而此后不久，可可从新泽西调到纽约工作，她们又搬到了曼哈顿。不论到哪儿，都从没有泄露过家世背景，迄今为止知道内情的人屈指可数。 “报考大学、毕业求职、跳槽和报考MBA……,难道都没有透露自己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孙女？”笔者感到有点难以置信。没有。唯一的一次不得不透露，是2005年元月赵紫阳去世，可可请假赶回北京，由于给予赵紫阳的评价问题，向遗体告别仪式迟迟不能举行，以致可可到了休假期满仍在等候。她必须向公司主管说明自己超假的理由，只好透露自己身为赵紫阳的长孙女，实在无法按期回美上班。回美销假，让可可高兴的是，公司主管并没有张扬她的这一重要身份，也没有从此对这个中共前领袖的孙女另眼看待，她的工作，她与上司、同事和客户的关系一如往常。 “六四”之前，王小蔼在广东省对外经贸研究所工作，独生女儿可可在广州上小学。她品学兼优，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六四 “爆发，与赵紫阳联络断绝，远在南疆的王小蔼不知道公公遭到了什么厄难，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她记忆犹新的，是”文革”中因父辈受冲击而家人子女受株连抄家挨斗的恶梦。中国的政治斗争极其残酷，这一次又真的动枪见血，对方会不会乘机对失败的一方斩草除根？丈夫也不知去向，托人带信来告诉她，要从最坏处打算 —-带着女儿，赶紧逃，赶紧躲！她带着可可，逃到了上山下乡在广东东莞落户的妹妹家。这个文弱的女性，设想了应对方案，对女儿和来自河南老家的小保姆叮咛了又叮咛，听来真有”托孤”的悲壮：如果发生危险，她将挡住来人，让孩子逃走；小保姆一定要将可可带回河南躲藏，千万不要泄露真实姓名和身世，雨过天晴之后，家人会设法去寻找…… 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故事还少么？这些安排，对一个孩子来说自然有很大压力。可可对藏匿的岁月记忆犹新：她们在这里躲了半年，怕暴露行踪，不敢打电话，也不敢写信，不能去学校，与外界完全音讯隔绝，只能默默祝愿天各一方、生死未卜的亲人都安全。可可时刻有大祸临头的忐忑。幸亏母亲在身边，外公外婆来这里探望，亲人们的关爱减少了她的恐惧不安。半年多后，形势有所缓和，有人找来报信，她们可以回城了。可可回到学校，大队长换了人—-赵紫阳的孙女哪有资格再佩戴少先队的三道杠？学校经常要对学生进行平息动乱的教育，要批判前总书记并肃清其影响，老师和同学们看她的眼光都是怪怪的，对于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无形的压力实在太沉重了。中国之大，却待不下去了，只有出国。将女儿的健康成长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母亲，毅然决定，给孩子寻找到美国念书的机会。通过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兼同事的联系，因可可学习成绩优异，马里兰一所私立学校录取了她，并提供免一年学费的资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整整一年，克服了种种人为阻碍，才如愿成行。可可与母亲来美初期，一度陷入相当艰难的困境。美国的教育条件十分优越，这所私立学校如同一个美丽的大公园，教学楼、运动场、室内体育馆，无不让刚来美国的母女俩啧啧称赞。但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王小蔼说，原来的生活技能仿佛全丧失了：我不懂英文成了聋子、哑巴，不会开车成了瘸子，手的功能也减退了—-我不会使用电话、洗衣机、烘干机，甚至不知道如何打开邮筒投信…… 他们租住在一个华人家庭里，除了主人的老少家庭成员，还有其他房客和主人的亲友一起居住，母女俩感到生活、饮食尤其是卫生习惯彼此格格不入，行动受限。她俩住的小房间只比一张双人床大一点，靠墙放了床后，只放下一张比床头柜长一点的小桌子。可可放学后就直奔桌前，母亲就坐在地上，以床为桌，陪孩子读书。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母女俩难免生出”寄人篱下”的思绪。所有这些，今天回头看来，都属新移民到了异乡要吃苦的题中应有之义，她们并没有例外；也可以想见，母女俩过去身为权贵家属、走到哪里人们笑脸相迎（尽管她们一向刻意以平常人的身份待人接物）；如今去国万里，与萍水相逢的人们相处，心理上有个调适过程。母亲早有思想准备，也时刻观察女儿的情绪变化，帮她调整。使来美的困难加倍放大的，是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王小蔼告诉笔者，”第一是为保护自己；第二，更重要的一条，是为保护我们在国内的家人”。在国内认识的熟人、朋友，有不少来到美国，但赵紫阳地位剧变，谁知道这些人的态度如何变化？轻者划清界线，重者落井下石；她们也不敢参与当地华人社团的活动—-母女俩都不会说谎，若别人出于关心问起家世，怎么回答？更糟的是让媒体知道，纷纷来采访，就难以招架了。当然，也不敢让美国人知道自己是谁，尤其不能让美国的政要知道—-她们不想贻人以口实，给赵紫阳增添哪怕一丝新的麻烦。王小蔼形容当时”草木皆兵，最担心的是万一不慎，会给国内的家人带来…..”。与亲人联络的渠道也不畅通。当时互联网不普及，住处电话由另一个房客把持，他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屡屡对要找可可母女的来电说一声”不在”就挂断，还常吹牛说李鹏办公桌上的电话他随时可拨；他常去某中央领导家，就在赵紫阳家对面……常常引得可可躲回自己房间里笑得不亦乐乎。唯一的联络渠道，只能是通信。王小蔼给远在大洋彼岸的老人写过很多信，起初写了就寄走，后来写了之后抄一份留底，保存下来美打拼的珍贵记录。笔者看过其中若干，这些信，文字朴实无华，字里行间映出的是既要汇报自己的真实境况，但又不想让老人担心的矛盾态度，以及母女情深、在美国自立自强的拳拳之心。她后来根据这些信回忆： ……开始的一周真是非常吃力。可可上课听不懂，下课无法开流。第一天下来，要完成作业和阅读要求，直做到夜里二、三点，而这对于美国同学大约只需半小时，最多一小时。我看着她每翻一页书都得查上几十遍词典，手指在不停地点击着快译通，她焦灼地咬牙坚持，直到深夜。孩子读到眼泪直流，每一滴都重重击痛我的心…… 一天夜里，弦绷得几乎要断的可可突然伤心大哭：”我读不完了，妈妈……”母亲的心也在抽泣。只是紧紧地搂着她，轻轻地抚着她的头，自己的眼泪也流到了脖颈。她只有宽解女儿：”跨过了这道坎，明天会好起来的。” 母亲说，如果在国内，我绝对不会让孩子这样苦读书。但是人在美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可可必须学习英语。不懂英语能做什么？那怕去流浪、乞讨，也不知上哪儿去啊。这所私立中学一年分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可可的欧洲历史、英语语法得了”C”，她难过了好一阵子。在她的学习史上从未有过这样差的成绩，无异于不及格。但是母亲反倒认为这是她”学习史”上最好的成绩，真心地夸奖她。苦读大约持续了三个月。随着可可英语逐渐过关，学习生活才渐入佳境，从苦变成了乐。五个月后，他们另找了住处，可以独自开伙。年近天命的王小蔼学会了开车，更使她们在美国多了一份自由。”从此，我们可以恢复’腿’的功能：可可不再为放学后去请教老师或因各种课外活动赶不上校车而发愁；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去购物，不必眼巴巴地等着别人有空时才捎上我们；我们可以有机会领略一下马里兰的田园风光”，这种畅快，是没在美国待过的人无法体会的，这意味着一点一点争取到了生活的主动权啊。跨过了语言关，可可好学上进的优势就爆发出来了。她从学习本身体会到无穷乐趣，不需要母亲提醒、督促。王小蔼感谢中国的教育方式”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它让可可养成了放学就做功课、勤练习的习惯”，自觉要求，提前达标。反倒是母亲心痛她、怕累着她而拉她的后腿，常常央求她：”太晚了，明天再做好吗？” 八年级的艺术课是戏剧，要排演小话剧或小歌剧。可可和同学排练舞台剧《小飞侠》（Peter Pan）。尽管可可只担任群众角色，但她小时候曾学过舞蹈，被安排了一小段领舞。她从排练、演出中比同学学到了更多：以前在国内少年宫，她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演出，服装、道具、布景，一概由老师负责，在舞台上更不必为置换布景动一下手。在这里，她和同学们一道，参与演出所有事宜– –这是一种集体合作的全新体验。演出的海报也是可可设计的，贴在校园告示栏，印成宣传单张和节目单分发。学期结束时，可可居然获得一个美术设计奖。母亲说，其实可可这方面才能并不突出，但在课堂上，老师要求每个学生设计一张演出海报，她勇于参与竞争。而学校又不失时机地充分肯定每一个努力的学生。美国的教学方式让可可如鱼得水：历史课可以连续几节课、几周看录影带或看电影；英文课不必为课文如何分段，写”段落大意” 和”中心思想”而发愁—-没有什么预设的标准答案，同学各抒己见，老师更喜欢言之成理的不同看法；连数学课都不一定根据唯一正确答案判分，哪怕最后结果错了，但另辟思路、较有创意，一样可获得高分；科学课则让学生们每人做一份实验报告，物理、化学或生物任选，最后举办”科学博览会”。孩子们的”报告”无一雷同：种菜、种花；以小白鼠、小兔子为主角的实验；各种小电动玩具的组合；将各式各样材料拼装起来，验证着科学领域的定理和定律—- 可可的主题就是”阿基米德浮体定律”：她用个有刻度的玻璃缸盛满水，制作一个小支架分别吊着木块和铁球，轮换放进水里，以溢出多少水测出物体的重量。在这所私立学校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可可也从初中毕业。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全部科目都是”A”！母亲打开，眼泪夺眶而出。母女又一次紧紧拥抱在一起。鉴于国内仍然是政治低气压，赵紫阳何时能被解除软禁仍然遥遥无期，她们决定继续在美国求学。一位很久前就认识的先生偶然得知母女俩在美国，便要可可搬到康涅迪克州去上高中。母女俩有了一个独门独户的住处，可以完全享有自己的空间—-客厅、书房和厨房。母亲后来回忆过当时的情境：没有家具，家徒四壁，母女俩把仅有的餐具和厨具放置好，把箱子的衣物整理出来，堆放在卧室的大壁橱，最后打开唯一的床单，铺在卧室地毯上，放上两床被子和枕头，”夜里躺下来，怎么就觉得那样的舒坦和满荡荡……” 她们过了一个月席地而睡，席地而餐的日子。母女俩仍旧为背景保密，仍旧不敢随意与周围的人来往，什么都得自己摸索着在美国生存。高中第一学年，可可的必修课程中除了英语和拉丁语上普通班的课，其它数学、生物、历史上的都是”荣誉班”。九年级时，可可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做义工。每周上两节课培训，放学后去红十字会的办公楼，学习最基本的救生技能，经过考核及格，就发给合格证。她拿到合格证后，经常在课余、周末去各初中、高中讲卫生知识课，宣传如何预防爱滋病，还到过市区一些餐馆讲解卫生知识。不久她当了小领导，被配置了红十字会的BP 机，有义务随时听从召唤奔赴灾难现场救死扶伤。可可预先告知母亲：一天 24小时，无论凌晨或深夜，BP机若响起来了，请别惊慌。所幸高中四年下来，没有发生一次需要她赶赴现场的灾难。红十字会义工合格证有效期一年，每年都要重新考试，才能续延。可可每年都去考试，一直认真肩负着这项责任。美国中学生打工是司空见惯的，可可15岁时，也决定加入这个行列，填了不少表格，寄出不少求职信，只有一家Dunkin’ Donuts甜甜圈连锁店给了她面谈机会，同意雇她。多年后回想起来，这竟是她无数次求职面谈的第一次实践。六月底初夏的一个清晨，可可如约去接受上岗培训，特意买了一张感谢卡送给”慧眼识珠”的经理。她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工资5.45美元，有时还会得到小费；经理让她自行选择时间段，她喜欢一早上班，选定清晨六点到十点。每天蒙蒙亮母女就一起起床，母亲准时开车送女儿上班，下班时再去接。可可领到了平生第一份报酬，母亲带着她去银行，开了个独立帐户，给她存起来。母亲曾经担心女儿起不来床，更担心她时间一长就坚持不下来。但担心是多余的，整整两个多月，可可没误过一天工，每天都精神饱满地上工，高高兴兴地回家。十年级时，除了拉丁语没设荣誉班，可可每门课都进了荣誉班，她以全A完成了所有课程。从小就喜欢游泳的可可还上了一门水上救生员培训课，考取了救生员执照。再放暑期，她打工就更上一层楼了：在YMCA（青年会）室内游泳池当救生员。可可很以此为傲，因为比起她在快餐店或商场打工的同学，这个职位不仅工资高得多，责任也重大得多，坐在游泳池边，要保持高度警惕，观察池里动静，一旦发现意外，马上救援。她一干就是几年，一直干到高中毕业，十一年级还做了一段课后兼职。可可高中四年时光，在母亲的感受中，是非常孤寂的两人世界，但也是远离尘嚣，温馨祥和的岁月。母女相伴学习、吃饭、逛街、看电影，依偎着读书、聊天、看电视……分享对世事人生的看法，体会相互依靠的感觉。母亲回顾说，选择陪伴孩子是我非常个人化的选择，说不上对错，我从不曾后悔或矛盾，至今仍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我和女儿一起体验很多东西，与女儿一起分担困顿，共享快乐。母亲尽心尽力地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打工、活动，无论刮大风、下大雨还是下雪天从没有耽误过。车里永远放着她要看的书和杂志、学英语的教材和词典，无论可可要去哪儿，什么时间去，她都乐意开车接送。再长时间，再远路途，都不曾厌烦，坐在车里耐心地等候她活动结束。直到可可自己拿到了驾照。 1997年10月，王小蔼在一封家信中这么写道：我没有一般中国父母对孩子必成龙成凤的强烈愿望，虽然心里也希望她能考取好大学，有好的前景，但我并不想给她压力。还是顺其自然要好些，毕竟她是个比较自觉的孩子。最近，我倒常让她放松些。我在意的是在没有掌声的时候给予她鼓励；在困难的时候牵着她的手；在黑暗的时候陪伴着她。但愿她身心健康，愉快些、品格完善些。”也许您们觉得我太不严格了？许多人都忠告过我：’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一定对，可是我无法做到严厉。” 事实证明，她不是严师，却培育出了可可这个高徒。在可可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往往令家长困扰的青春反叛期。母女间所有想法、所有要求都可以推心置腹地商量，以求共识，交流的渠道永远畅通无阻。斗室之内从来没有大吼大叫、强迫命令、粗暴干涉。曾经有人当着女儿面问过王小蔼：”你们母女之间有代沟吗？”她口气不那么确定地说：”也许多少会有一些吧”；可可却公然不同意：”我觉得没有！”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可可虽然性格独立，却又十分恋家，周末、假日爱和妈妈窝在家里。母亲劝她：”怎么不约几个朋友到外面逛逛？”她永远是同一句回答：”我就喜欢在家里。” 王小蔼自认是个十分内向的人，但对女儿的爱却非常奔放。她说过，对女儿从不吝啬说”我爱你！”爱就是要表白、要迸发；就是要让女儿时刻真切感受到。女儿也时时报以”我也爱你，妈妈！”这个两口之家说得最多的话是”I love you”和”Thank you”，特别是每天晚饭后女儿一句”Thanks Mom “，总能让母亲所有的疲累烟消云散。这两句”甜言蜜语”帮助母女俩渡过了许多逆境关口。情绪低落时，意见不一时，遇到挫折时，一声”我爱你”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每每在自然脱口而出之际，感到天又亮丽了。王小蔼是从不过生日的，但她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女儿留意她的生日。最初是口头祝福生日快乐，后来是给妈妈买生日礼物；她上大学之后的阶段竟成了隆重庆祝了。母亲永远忘不了，那年十月初，可可邀请母亲，一起来到费城颇有名气的餐馆 Twenty Manning，服务生端出点燃烛光的甜点，唱着生日歌送上母女的餐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女儿唱着，柔和的灯光烛光下，周围餐桌的人们也唱和祝福。那一顿饭让母亲吃出了千滋百味。r>　　十一年级，可可竞选学校”国家荣誉学生会”副主席成功，与另外九位候选人分别发表参选演说，脱颖而出，高票当选。但从这时开始，她想得更多的是报考大学。十一年级快结束时，她考了SAT（有点类似全国统考），数学得了满分，但英语相差较多，虽然看来总分不错，但不够平衡，她觉得不理想。于是针对弱点抓紧时间”恶补”，又报考了一次。苍天不负有心人，暑假她收到成绩单，高兴得跳起来：”妈妈，我的SAT成绩可以申请所有美国一流的大学了！” 高中最后一年，可可的课程表全是AP课（大学先修课，4分以上可折抵大学学分），因为她十一年级已修完了高中所有学分。这让她更充实和自信，毕竟修AP的，只是同年级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还需通过老师的认可。历史是可可从小就喜爱的，在十一、十二年级她共上了六门A P课：英语、数学微积分、电脑程式、物理、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 —竟有两门历史。她也很喜欢生物，遗憾的是AP生物课时间与她的课程安排怎么都配合不上，只好放弃。这六门可可都考得很好。历史老师Gibson女士尤其喜爱这个学生，可可申请大学时请她写推荐信，她写道：”这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后来当大学放榜，Gibson女士知道可可没被哈佛、耶鲁录取，她还说：”这是他们的损失。” 申请大学最重要的是写出一篇体现自己独特个性、有分量的自我推荐文章。可可写过一篇文章《我和爷爷》，没有提爷爷是谁，但写到爷爷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而遭遇厄运，激励了自己。英语老师过目后大为称赞，在课堂内外向其他所有毕业班学生推荐，来向可可取经的同学络绎不绝。那年宾州大学招生，有一项要求是这样的：假如你写了一部自传，请把第245页给我们。可可就将这篇《我和爷爷》当作了”第245页”。可可共申请了六所大学，最后被宾州大学、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录取。她几乎不加思索地在第一时间回覆了宾州大学，宾大的沃顿商学院正是她心仪的。纽约大学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后来又来信一再争取，给出了相当优厚的奖学金，芝加哥大学还多次来了电话。可可硬是靠自己的探索与实力，闯进一流大学。母亲欣慰地说：”她不是最出色的，但她是最特别的！” 可可翅膀硬了，单飞到费城念书，母亲身边缺了翻译，不便再住在周围没有华人、出门就须开车的康州。她搬到了纽约市白石镇。相依为命五年的母女从此分开了，不过，可可知道母亲对她牵肠挂肚，每个周末，必定打电话来问候和汇报学习情况。她决定在大学四年里修完两个学士学位。除了要获得沃顿商学院的金融专业文凭，还要拿下宾大的国际关系专业文凭。这样一来，课程就几乎多出一倍。沃顿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商学院，也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商学院，不仅培养未来的商界精英，也致力于深入研究商界，是世界上领先的商业知识创新机构。沃顿在全球131个国家的7万5千多名校友组成了全球最大的商学院校友网络。沃顿毕业生在政府部门或企业中担任要职不计其数。就读这所商学院，可可受到了它严酷的教学风格的洗礼，要想毕业并非易事，要想拿全A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沃顿的评分标准特别严格，每门课都只有最多四分之一的人能得”A－”以上成绩。教金融分析和会计学的Holthausen教授第一节课就开门见山：他的课非常难，仅有15％可以得”A－”以上。 Holthau sen拥有两个教授席位，还有一个响亮头衔：华尔街Valuation Expert。他不仅是学术权威，还是评估公司的权威，许多大投资银行都请他当顾问，经常被邀请去华盛顿和纽约的联邦法庭当Expert Witness。可可上他的课，最后获得了” A＋”。对于学生来讲，世界名校最大的好处是机会多，视野开阔。可可在学习期间，进入宾大国际关系专业的一个学生交流项目，到南韩游学。其中有一个多月是在世界著名大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公司实习，她主要是学习如何做金融和经营方面顾问，也涉猎公司其他业务。下一年暑期，可可被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驻香港分部看中，去合并和收购部门实习。可可跨进大三学年，申请当国际学生宿舍楼的学生辅导（RA ）—-大三以上学生都可以申请，然而竞争激烈。她经历了多次面谈、筛选，过程犹如在真正的职场上应聘，终于获得了这份工作。 RA的任务其实相当琐碎，宿舍楼里的学生为学习上、生活上、心理上甚至恋爱上的的各种问题来请求帮助，甚至得调解女生争执、吵架。让可可最有成就感的是，2001年”911″事件，不仅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撞，还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州，在宾大校园里引起极大的恐慌。事后不少学生需要心理辅导，她担任国际学生楼的RA，担子就更重：学生们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犹太学生，以及中东等伊斯兰国家来的学生。事件过后，同学之间不曾相互戒备指责，而是彼此包容，互相支持，友好相处。这种局面，就凝聚了可可的心血，她花了很多时间与同学们沟通，了解他们的心理，发现问题及时化解。母女俩都铭记着200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庆典。母亲观礼之后，抑制不住满心喜悦，立即给仍被软禁中的赵紫阳夫妇写信，写了满满18页信纸，详细讲述了见闻和感受： ……学生们按学院集中分区坐在会场下面，我仍旧坐在观众席。大学毕业庆典都会设法请名人到校作演讲。宾大这年请到的演讲人是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我曾经和可可憧憬过，如果爷爷能来作演讲，那会是多么光彩！更会是全世界的轰动！隆重的庆典似乎要用尽世间所有美好的祝词和赞美，夸奖这些毕业的学子们。同时学校也大大地宣扬每个学院和系的成就和培养的人材，将在社会上如何起到中坚作用。每介绍完一个学院，这个学院的毕业生们全体起立，接受众人掌声和欢呼。可可”分身无术”，她坐在沃顿商学院一边，却站起来两次。除了和商学院同学一齐起身站立外，当轮到大学部时，那边的毕业生全站起来，而商学院这边只有几个同时修完大学部课程的毕业生站起来，可可真有点”鹤立鸡群” 。这场景，吸引了不少人投去羡慕与赞叹的目光…… 后来，母女俩得知，赵紫阳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看了好几遍，还让家人都传看；他的夫人由于视力不太好，也让晚辈给她念了两遍。他们真为这个争气的孙女自豪！ 2002年11月底感恩节前后是求职时节，可可向许多银行递上了应聘信和履历。但是第一轮求职大部分石沉大海，少数给她面谈机会的银行、公司，也都没有录用她，竟然”全军尽墨”。作为顶尖商学院的金融毕业生，可可在与母亲通电话时哭出声来。这年圣诞，母亲为让女儿能身心放松，选择乘坐远洋游轮渡假。面对广袤大海，心境豁然开朗，王小蔼适时委婉地提醒可可，别放弃自己的强项——自信！远航归来，可可投入了第二轮求职。她后来对母亲讲述过求职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 ZS Associates（ZS顾问公司），是一个医药保健产品的咨询顾问公司。办公地点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公司总部在芝加哥。前两天纽约、新泽西暴雪，铁路一再晚点。可可出发时虽然雪停了，阳光明媚，但火车还是延误一个多小时，该公司派往火车站接可可的车已离开。可可下火车后只好与公司联络。还好，人事部门通情达理，理解暴雪造成的交通阻塞，让可可自己乘出租车前往，她的情绪却受到了干扰。一到达，还没喘口气，公司三位女士、一位男士立即面试。第一题：某公司办钓鱼产品杂志，客源没减少，但经营没进展，净利在减少，请找出原因。第二题：如何推销某一种药品？第三题转到另一房间，冷不防嗖一声从墙上挂下一幅图表，还附有相关地区的地图：按图表分析如何设置推销地点…… 最后一题，事先给了应聘者：完成开一家饭店的一页纸计划书。可可已经按要求在面谈前几天将计划书e－mail到公司。公司主管露面了，让她做一个简短口头介绍。可可觉得这次面谈从开始就很不理想，多半不会有戏了，反倒放下了包袱，侃侃而谈。出乎她意料：她被录用了！另一个小故事是应聘花旗投资银行香港分部。这是一个意外获得的面谈机会。可可当时正与同学在佛罗里达度假，接到电话，双方商议了首先用电话方式”面谈”。一轮接一轮，几天下来，不下六、七个人对可可电话”考试”，极尽周详。春假结束，可可接到让她去纽约总部接受面谈的通知。这是可可的最后一个面谈。花旗投资银行香港分部很快给了答复：录用。可可心里有底了：她有了两份工作机会可供挑选。没想到挑选也头痛。去哪一家呢？母女俩体会到了什么叫”左右为难”。不但自己挑，朋友帮忙，周围同学也都七嘴八舌。花旗投资银行无疑有全球响亮的招牌，有十分眩目的光环，众人趋之若骛，大家都劝可可接受这份人人羡慕的工作。可可内心矛盾，面临无形但又十分现实的沉重压力—-收入、前途、虚荣心，各式各样的想法在交战。她跟父亲和母亲商讨，也和在北京的姑姑王燕南通电邮征求意见。经过”长考”，她独立作出了选择：去ZS顾问公司。她把决定告诉母亲，并阐述了理由：暑期她曾去美国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香港分部实习过，感觉并不是很好。那种处心积虑的竞争气氛，让她感到工作没有什么乐趣而言。虽然有高年薪，但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拼搏，几乎不可能有个人的业余生活，人被压扁成了工作机器，各种兴趣和爱好都不得不放弃。可可不想为钱而活着，宁愿更多地品味人生的缤纷多彩。当她谢绝了花旗投资银行的工作机会后，反响之巨大让她们出乎意外。该银行那些曾面试过可可的人们几乎全都给她打来电话，有的还一天几次来电劝她重新考虑，更有甚者，掷地有声地断言：”这可能是你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朋友和同学们都觉得难以理解，认为可可”傻了”，她爸爸好像也不那么支持她的选择。只有王小蔼，这个最了解女儿的母亲，坚定地支持她。领袖、名人的光环和阴影，总是长久地投射到后人身上，不依后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可可，这种光影效应就更为复杂。一般来说，领袖总是拥有丰厚的资源，即便是为政最清廉、律己最严格的领袖，也能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给后人提供若干直接或间接的便利。但是对于可可来说，在”六四”以后来美国的数年岁月中，这种资源几乎殆尽。她能从爷爷这里得到的唯一资源，就是爷爷的精神。可可对爷爷发自内心地崇敬和怀念。每年到10月，必给爷爷精挑细选、寄上一张生日贺卡。 2000年10月，可可给爷爷的生日贺卡这样深切问候：爷爷，经过很多的变更，在这个世界，但，您从没有改变过您的宗旨，您的信仰。无论是对家庭的许诺，或是您对人们的忠诚。您是我心目中最好和最有道德风范的爷爷。您是非常值得敬爱和敬佩的！祝您生日快乐！永远长寿！笔者2004年在新泽西登门拜访王小蔼和可可时，见墙上镜框中镶着一幅赵紫阳书写的唐诗，题给可可留念。据说，赵紫阳从不题字留言，这次是为孙女破例，让她喜出望外。王小蔼告诉我，赵紫阳的墨宝，她们非常珍惜，有这幅字挂在房间，也彷佛老人就在身边。但是她们也很谨慎地避免被外人发现。当有懂中文的客人来时，她们就将这幅字遮盖起来。赵紫阳给孙女题的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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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前

如果伊朗血腥屠杀却没有严重后果，那么我们面临的风险又极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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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前

对于各国底层来说，赢是一种刚需。满足他们需求的网红也表现出了同质化。只不过像美国以电台博客为主。有很多大kol。老中以百家号头条号公众号为主，能够称为大kol的也就只有成都买不起房的那个叫什么。这说明了美国人文盲多啊，根本就不带看带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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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月前

你姨的缺点我以前也多次批评过。他所有缺点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假设所有上桌博弈的都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智者，基于理智形成利益联盟和博弈。这与实际不符。

#缺点 #马基雅维利 #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