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看到“合久必分”时只会想到空间上、地理上的分裂。
但在中共国,在当今时代,另一种分裂早已发生,而且正在成为国家、社会走向政治分裂的基础。
那就是社会圈层的“分裂”。
社会的构成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本就是大相径庭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圈层”,都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增多。
原因很简单,当社会分工细化,当人们的谋生方式因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增多、职业增多而变得多元,即使在社科学者眼中,
很多人在看到“合久必分”时只会想到空间上、地理上的分裂。
但在中共国,在当今时代,另一种分裂早已发生,而且正在成为国家、社会走向政治分裂的基础。
那就是社会圈层的“分裂”。
社会的构成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本就是大相径庭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圈层”,都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增多。
原因很简单,当社会分工细化,当人们的谋生方式因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增多、职业增多而变得多元,即使在社科学者眼中,许多人仍能被粗略地统一归类为“中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仍会因收入差距和生活稳定性差距形成不同的社交圈层,并凭借成型的社交圈层,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机遇。
而他们的孩子,会继承并扩大因家族社交圈层的差异带来的个人差距。
今天看起来都是中产的中共国家庭,往往会因为上一代的职业差距,例如祖父是身在官场,是体制内还是普通工人或农民,而影响到下一代,即孙子孙女辈的家庭观念和对未来的规划。
改开四十年,影响了无数中共国家庭,促成了几代人谋生方式的改变。
也促成了他们的分化,一种长年停留在中共国社科学者视线之外的,与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相同的分化。
一种由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从政还是从商,生于城市还是乡村,内陆还是沿海,是出外打工还是固守乡里等个人生活差异造成的分化。
在中共国,尤其当下的中共国,能找到稳定工作的人,和集全家之力都不能帮孩子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习惯了在城市里漂泊,对回到故乡心存畏惧的人,和知道只要肯“回家”就有一份好工作一份安稳生活的人,是不同的。
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些不同并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只会引来不那么认真的抱怨。
毕竟,在不同的社会圈层之间,并不是绝然没有交集。
在经济增长时期,在各个圈层虽然持续发展着、分化着,但也经常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时期,圈层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浮上水面的沟通障碍、理解困难,看起来也无伤大雅。
但在经济下行期,在属于不同圈层的个体同样面对资源减少的大势,却会落入完全不同的处境,能找到的应对方法完全不同时,在他们必须能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才有可能共度难关时,圈层之间的“分裂”意义重大。
因为共同的处境,能促使人们形成松散的组织。
圈层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确定组织形式但其促成合作的功能真实存在的松散组织。在不允许民间组织自发生长的中共国,“朋友圈”或者说人们的社交圈,就是一个人“遇到事情”时最有可能找到援助的社会支持体系。
人们在朋友圈里分享信息,既分享和生活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新闻、观点,也分享和生活需求直接相关的实用资讯。
人们通过社交圈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寻找同类,并与同类抱团取暖。
中共可以禁绝一切民间组织,不允许它们注册,不允许它们发展、壮大。
但中共无法禁绝个人构建自己的社交圈,也不可能让处境相近、社会圈层相同的人们在没有遇到突发事件时就断绝和彼此的来往。
这本来不算什么问题。
但如果同一个圈层的人会同时进入同样的困境,问题就会出现。
如果同属打工人的圈层,同时进入“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果同属建筑行业的圈层同时进入萧条,同属外贸行业的圈层成员同时面对订单锐减……问题就会出现。
而这些圈层面对的问题,和其他圈层偏偏又是隔绝的。
体制内和体制外面对的问题,出外打工者和固守家乡者面对的问题,是隔绝的。
在中共宣传“只有一个中国”的同时,不同圈层的国人其实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中国”里。
而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理解。
凭他们被反复阉割后极其薄弱的沟通能力,这些“不同的中国”之间,又基本不可能彼此理解,寻得共识。
2025年伊始,陕西蒲城就因一名学生坠楼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事件,大量民众聚集在事发学校附近,抗议规模迅速攀升到数千乃至传闻的过万人。
这还只是开始。
同类的事件,在2025年只会更多。
因为在每个县城,心怀不满,处境相近,闲着没有工作,又通过朋友圈社交网络彼此互相连结着的同圈层打工族们都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团结”。
他们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因为在人均沟通能力低下的中共国,在中共刻意保持的等级制度下,身属某一圈层的人,其实没有多少机会突破到其他圈层去。
所以在困境中,在急需争取朋友圈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加强与本圈层同类们的联系,为打造出自己在本圈层内部的良好社交形象,每个人都会在本圈层其他人“遇到事情”时伸出自己能力限度内的援手。
而当一个圈层陷入共同的处境,并因为共同的处境,因为本能的互助加强了内部联系,走上“形成共同体”道路时,其他圈层也在做同样的事。
但当圈层与圈层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当由体制内圈层组成的松散联合体与体制外、打工族们在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下正趋于紧密的联合体“交战”,社会就会出现纵向的分裂。
这种分裂不可调和。
这些“不同的中国”,属于贫民的中国,属于官僚的中国,属于精英的中国,属于草根的中国,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中国”。
未来,它们也不会是“同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