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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蛆国底层最悲摧困境是什么？ 是被困在两种文明稳态的夹缝之中。 当文明只有一种稳态时，当社会只能在伤害链系统的构建、维持和崩溃中循环时，底层的命运总是确定的——要么在王朝周期律的上半场吃一点时代红利，多生多育，抓住机会多繁衍些后代，要么在下半场流离失所，易子而食。 但今天，文明有两种稳态，而且技术普及令绝大多数国家都实际上处于两种稳态的叠加或者说暧昧状态。这些国家都既现代又古老，其生产生活方式中既有现代的部分，也有古老的部分，人们从观念到能力，都既现代，又古老。 于是事态走向也变得晦暗不明。 这种处于叠加态的社会在危机中，需要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才能重新找回自身的确定性。 这就是蛆国牛马的尴尬处境。 按照王朝周期律，当现政权无法保持既有的伤害力落差，由现政权维护的旧秩序就会崩溃，旧秩序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压制会因此短暂放松，使新的伤害链系统能生长起来，成为秩序供应者，重建伤害力落差，重建伤害链稳态。 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驯服的底层牲人会大规模死亡，只有不那么驯服的人才会因幸运、勇敢、头脑灵活等原因幸存，并因太驯服的牲人已死去，成为人口主体，成为有能力有意愿有勇气创造新秩序的逐鹿群雄。 “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群雄逐鹿，定鼎中原。”这是在历史舞台上曾一次次重演的戏码，是我们熟悉的戏码。 在这熟悉的戏码里，“民不聊生”是社会崩溃的前提，底层的大规模死亡造成的人口成分改变和顺民心态改变，是事态发展无法绕过的阶段。 不走到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伤害链社会就无法“破而后立”。 没有“破”，就没有“立”，若顺民没死或死得不够多，旧秩序统治基础就仍然坚实。 但到了现代，在每个包含了叠加着的两种稳态的国家里，社会在走向上述山穷水尽的绝境前，都需要先经历一场产业链稳态的崩溃。 在大规模死亡之前，在走进最古老的困境，在被迫颠沛流离易子而食之前，人们要先经历一场属于现代人的崩溃，先经历萧条、失业、骚乱，先经历一场国家维稳系统的漫长破产。 放在蛆国，就是说，人们要先经历一场“改开中国”的崩溃，接下来才会看到“红色中国”的崩溃。 在连续发生了两场崩溃之后，“破”才会结束，“立”的空间才会出现。 目前你们看到的蛆国社会的种种末日征象，还都只是“改开中国”的末日征象。 还不是“红色中国”的末日征象。 民怨沸腾不等于民不聊生。 今天，民众还没有山穷水尽，顺民还是人口主体，旧秩序的基础仍在，王朝更替的前提还没有达成。 人们正在失去生活，但他们还没有失去生命。 所以，如同古代王朝更替时那样的社会剧烈震荡并不会在短期内到来。 剧烈震荡只会在“改开中国”的余荫消耗殆尽后，在属于“红色中国”的那半场剧目里发生。 如果说“红色中国”的崩塌是场干脆利落的死亡，是“重新投胎”，“改开中国”的崩溃就是一场漫长的活罪。 每个底层顺民都会在“改开中国”漫长的崩溃过程里把过去积攒的资源消耗掉。 他们会一点点的失去生活，一点点的失去希望，一点点的，在挣扎中，无可挽回地失去他们最宝贵的东西。 直到他们最终死去。 他们是不可能看到新秩序的生成，看到新时代的开启，看到新政权的建立的。 因为他们的死，正是社会变革开始发生的前提。 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干预，一个已经获得过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处于两种稳态叠加状态的国家，不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是不会有机会依照王朝周期律的基本规则“破而后立”，迎来旧秩序的崩塌并生成新秩序的。 而且就算最终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生成了，生成的新秩序也多半是伤害链式的。因为在连续经历两场崩溃后，社会仍能保留的建设性力量通常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门槛更高的产业链式秩序的建构。 但如果有外力干预呢？ 情况就会不同。 蛆国底层牛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 是他们正被困在“改开中国”的萧条、衰落过程之中，而只有“改开中国”遗下的资源彻底耗尽，残留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原本靠“改开中国”承担的维稳任务被移交到“红色中国”手中后，他们才会迎来改变，他们所受的漫长活罪才会走到尽头，绝大多数人的处境才会从“煎熬忍耐”变成“忍无可忍”，然后，一切才会图穷匕现。 那时，“红色中国”会快速崩溃，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王朝更替会再次发生。 如果没有人干预这个过程，没有人创造另一条道路，牛马们就只能沿着连续经历这两场崩塌的命运之路走下去。 并且大部分最温顺的牛马只能在黎明前就死去。 除非有人从外部输入秩序。 除非在“改开中国”完全消亡，“红色中国”成为主导之前，有人能直接跳过这漫长的死亡过程，为已经花费四十年时间向产业链转型的社会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配”上一套产业链式的秩序。 给他们“配”上一套牛马们自己无力生成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用这种方式，进行一场“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硬生生把处于暧昧状态的社会拉进文明新稳态。 但这会被说成“侵略”。 如果这些动作是由美国，由欧洲，由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进行。 世界一直在坐视伤害链底层的困境，并以此为正义。 如果我们不去“侵略”蛆国，不去完成“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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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稳态 #社会变革 #底层困境 #技术普及 #王朝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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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稳态之“铁三角”的角度看今日世界之趋势，现在发生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仅是“前菜”。 因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仅是经济、政治、文化三重自维持机制中经济层面的调整。 但这调整已经接近完成——如果你抛开浮在表面的国境线、国家政治势力范围，直接去看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变迁， 已持续发生了数十年。 今天的贸易争端，是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流失和中共国改开时代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后果而已。 两国的民意分别是什么？ 在全球化浪潮下，美国人失去了他们希望保住的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他们试图用选票夺回。 同一时期，中共国农民工获得了他们从未尝试过的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并试图在遭到政权破坏时保住它。 现在，美国人和中共国人都希望“保住”自己的世界工厂，留住自己的岗位。 如果你承认上述事实，你就能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中美民众都希望自己能保持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希望保持并有能力保持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人口，正是文明新稳态的人口基础，是新稳态经济基础稳定存在的前提。 在中共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已经完成。 在这个人口规模达到十亿的区域，绝大多数人口从被户籍制度绑定在低效能的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里的农奴变成游走于天南地北的打工人的变迁，不是尚未完成、即将完成，是已经完成。 在改开时代，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的工人，虽然他们因为维权能力不足，并没有拿到应得的薪水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劳工权益保障。 但在生产能力上他们已经追近了自己的前辈们，那些欧美工人。 在全球产业链中他们已经挣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位置他们不会让出来。 而美国工人现在用选票试图办到的，就是把世界工厂迁回到美国本土，令制造业岗位回流到美国，是让中共国工人把岗位让出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他们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 但这矛盾是否不可调和？ 在产业链逻辑下，在依靠创造增量解决矛盾的思路之下，这矛盾会发展为“零和博弈”吗？ 当然不会。 谁规定过世界工厂只能保持现有规模而不可以扩张吗？ 谁规定过世界工厂只能搬迁而不能增设？ 如果有足够的需求，如果这世界有足够的消费力，市场就能消化更多的产能。 而足够的消费力从哪里来？ 从恢复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健康循环，让中共国打工人拿到他们应得的薪水中来。 从让中共国“美国化”中来。 事实就是，当你把中华沦陷区和美国看成一个在经济层面因密切合作已经紧密结合的“共同体”，并观察这个共同体从旧稳态向新稳态的切换过程，你会发现，人口结构的改变和经济基础的转换已接近完成。 而政治层面的改变正在由美国选民们主导着步步推进。 美国选民们真的希望完全关闭所有位于中华沦陷区的工厂，并将它们搬迁回到美国本土吗？ 美国选民们会不会接受折衷方案，即只关闭部分工厂，只回迁部分岗位？ 美国选民们肯不肯在大量利益相关方参与博弈、展开谈判协商后，接受一条将“中美经济共同体”引向更合理、更平衡发展模式，以求获得更多财富增量来解决矛盾的道路？ 美国的政客们又会不会愿意创造一种让“世界工厂”更多地接受美国人控制而不是中共政权控制的局面，令自己的权力得到扩张？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战是什么？ 是中美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基础发育成型后在政治层面的“自净”。局势的发展正迫使美国政府向中共政权施加政治压力，通过施加政治压力，令中美经济共同体获得自身健康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 这么多年贸易合作下来，在经济层面，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中共国劳工已经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到如今，中共政权在政治上的坚持不肯融入已经成了干扰经济合作持续深入和去风险化的关键障碍。 中共政权，已经成了全球经济想要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排”掉的“雷”。 中美已经在经济层面整合成了“中美共同体”，这件事已经发生，美国已经无法简单地抽身而退。所以现在中美都只能继续前进，只能促成“中美共同体”由经济层面的共同体进一步成为政治层面的共同体。 简单一句话，白宫必须对中华沦陷区的政治事务有足够的话语权。 现在的，不够！ 而且在经济层面的整合难以轻松地、无痛地解除时，美国若不积极主动争夺在“中美共同体”中的政治话语权，中共政权就会用尽一切手段去抢。 中共政权已经在用尽一切手段，包括“长臂管辖”，包括操控美国的华人社区，包括收买美国政商界，包括不断增强游说能力、选举干涉能力，在争抢自己在“中美共同体”中的话语权了。 美国已不能不反击。 现在的贸易战，只是这场反击的开始。
#文明稳态 #中美贸易争端 #经济调整 #人口结构变化 #制造业流失 #农村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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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什么力量能决定历史，那个力量就是经济。 在维系文明稳态的经济、政治、文化铁三角中，最难改变或者说最难提高的就是社会的经济能力，但只要经济能力被成功提升，经济就会召唤政治和文化为自己“保驾护航”，只要这召唤成功，新稳态也就得以建立。 但若经济基础被摧毁，社会在经济层面回归匮乏， 为繁荣而构建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就会变得不切实际，理想在现实面前就会显得苍白幼稚。 今天，世界经济正陷入动荡。 在许多分析人士眼中，这当然是一场“人祸”，是这届美国政府的首脑因不懂经济在瞎指挥。 但不论你把起因算成人祸还是天灾，这场冲击都会考验系统的韧性。 除了考验全球贸易体系的韧性，还会考验各国经济的韧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民主国家，如果经济在冲击中脆断，选民们就会在选举里惩罚政客，在政治层面的制衡下，不利于经济民生的政策通常都会半途而废。 所以这场从白宫对全球经济发起的冲击，并不是不可能被“踩刹车”。 如果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大于对别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是在这场天灾人祸里最先“扛不住”的经济体。 但事情会这样发展吗？ 美国会是第一个“扛不住”的国家吗？ 没有人敢作此断言。 在各国与美国的贸易合作关系中，是谁更依赖谁，是谁会先因“扛不住”而让步，还有待观察。 如果事实证明是美国“更能扛”，美国经济更具韧性，在冲击带来的萧条中，美国就会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因为资源会流向更安全的国度，更具韧性的经济体。 很多时候真相都是残酷的，例如发起冲击的美国，此刻令世界经济蒙受萧条阴影的美国，竟有可能是这场冲击的受益者。 如果她证明了自己是在萧条时期最值得投资的对象。 但美国确实有可能是在危机中最值得投资的对象，在其他韧性更差的经济体的衬托下，刚刚度过愚人节的美国，确实有可能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并因此得到避险资金的源源注入。 和借此回归繁荣模式产业升级、人口升级、消费能力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正途。 未来会怎样发展并不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做了你喜欢她做的事，而是取决于她是不是做了正确的事。 取决于她是不是保住了她的经济基础，保住了她经济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能靠外贸支撑，根本在于人口，在于人口素质的提升和维持。 说白了，美国是不是能保持强大，能一直保持强大，取决于美国人是怎样的人。 就象中共国能不能保持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取决于中共国民是怎样的人，他们能把下一代培养成怎样的人。 单纯从经济角度看，你需要评估的不是这些人是否具备公民意识和维权能力，而是这些人是不是为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的打工人。 到了今天，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只能来自国民的实力。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只能依托于这个国家源源不断把国民培养成在劳动力市场上受欢迎甚至会被哄抢的打工人的能力。 可能会有人说，在这个赛道上，中共国早已一骑绝尘，价廉物美的中共国打工人就是全球雇主都渴望拥有的完美劳动力。 但对工业技术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血汗工厂里的奴工和能不眠不休完成精密制造的机器相比，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制造业只在特定的阶段需要大量低技能工人，并不会在所有发展阶段都依赖996式的劳作。 而中共国的体制，伤害链主对奴工们的戒备防范、敲骨吸髓、重重阉割，却令中共国的打工人注定会颈系铁链，被锁死在996的工位上，得不到从个人到家族的技能提升机会。 所以中共国的经济基础，它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是注定会失去的。 那些“烂尾娃”撑不起国家的未来。 从人口素质的提升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来看，对任何国家来说，本土利益都是根本利益，而全球利益再怎么花团锦簇也只是短期利益，是浮华表象。 如果中共国的改开派们有足够宏大的视野和战略判断力，今天他们该保的其实不是外贸，而是新一代劳动力的技能和前途。 但当然，他们没有。 所以这件事只能由其他人做。 由那些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仍坚持让孩子学英语、学技能，把目光投向海外的家长们去做，由那些把关注点放在本族本地的人口素质状况，以人才为真正资本去规划未来的独派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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