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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份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为右派份子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甚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九五七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阳谋》序言刘宾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