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 Qin
2天前
上一篇我们聊了韩炳哲的《他者的消失》,这篇聊一本直接对准当下数字时代的书:《在群中》。如果说《他者的消失》诊断的是我们失去了真正的“他者”,这本接着问:那当他者消失之后,人群变成了什么? 这本书核心论点正如其名《Im Schwarm》 (In a Swarm),数字时代的人群不再是“大众”,而是“群”(swarm),而群没有灵魂。 这个大众与群的区分是整本书的基础,韩炳哲说,20世纪的政治理论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大众”(mass)。从勒庞的《乌合之众》到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大众是一个危险但有力量的东西。大众有方向,有情绪,有时甚至有意志。大众可以被煽动,但大众也可以革命。大众可以摧毁秩序,但大众同样可以建立新的秩序。 但到了数字时代的人们不再是这样的了。韩炳哲说,互联网上聚集的不叫“大众”,应该叫“群”。群的特征是什么?是无数个孤立的个体,仅仅因为短暂的情绪汇聚在一起,然后迅速散开(还记得快闪吗)。群没有持续性,没有共同的声音,没有形成“我们”的能力。群可以制造噪音,但群不能行动。 想想推特上的热搜,一件事情爆了,几十万人同时愤怒,转发,评论,然后48小时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组织,没有持续的压力,没有后续。下一个热搜已经来了。这不是大众政治,这是数字化的蜂群反应。 韩炳哲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关键的政治判断:群是不能革命的。因为革命需要“我们”,需要一群人持续地团结在一起,需要叙事,需要方向,需要愿意为共同目标付出代价的承诺。而群里没有“我们”,只有无数个“我”在短暂地朝同一个方向发出声音。 他用了一个很精确的说法:群里的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只是他们的孤立一起发生而已。这是一种“没有团结的聚集”。你以为你在参与一场运动,其实你只是在跟几百万人同时做了同一个动作。 这让我们想到所有社交媒体发起的运动,从 Occupy Wall Street,到各种线上请愿,再到 hashtag 运动。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起势极快,声量极大,但几乎没有哪个真正转化成了持久的制度变革。不是因为参与者不真诚,而是因为数字化的聚集方式本身就不具备产生持久政治行动的结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马丁路德金仅仅是发Tiktok短视频,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韩炳哲还有一个延伸观察值得注意。他说,数字空间里的“公共讨论”其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讨论了。公共讨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共享的空间,人们在这个空间里作为公民(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相遇,交换意见,形成某种哪怕是临时的共识。 但数字空间不是这样运作的。每个人在自己的feed里看到不同的内容,对着不同的对象发言,在不同的语境里理解同一件事。表面上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隔间里自说自话。这不是广场,这是一堆隔音的电话亭恰好挤在了一起。 就像我们之前聊的《他者的消失》,那里说的是算法让你不断遇见自己。到了《在群中》这个诊断更进一步:不仅他者消失了,连“公共”本身也在消解。你以为你在参与公共生活,其实你在参与一种公共生活的模拟。 这对所有关心 crypto 治理和 DAO 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说“去中心化治理”,说“社区投票”,说“token holder democracy”。但韩炳哲会问:你那个“社区”是“大众”还是“群”?你那些投票的人之间有没有形成过真正的“我们”,还是只是一堆持币地址,各自按了一下按钮?如果治理只是群的聚散,那去中心化得到的不是民主,是噪音。 韩炳哲在这本书里的口气有一种特别的冷。他不愤怒,不惋惜,他只是非常平静地告诉你:你以为的参与不是参与,你以为的连接不是连接,你以为的公共不是公共。然后把书合上。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可能会对“网络舆论”这四个字产生一种全新的理解。不是说网上的声音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可能一直在高估它能做什么。群可以施压,群可以围观,群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成名或一夜社死。但群不能建设。建设需要的那种持久的,有组织的,愿意承担代价的集体行动,恰恰是群的结构不允许的。 下一篇我们聊《精神政治学》,讲的是权力在数字时代如何从“控制身体”进化到“控制心灵”。如果说群是无法行动的,那是又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孤立的个体心甘情愿地待在群里?
Han Qin
2天前
有朋友问 AI Agent 之间的支付一定需要 crypto 吗? 其实确实不是一定需要 crypto,不是没 crypto 不能做。但 AI Agent 之间的原生支付从结构上看确实更容易由 crypto 实现。Visa 和 Mastercard 其实也能支持一部分场景,但有本质限制。 如果只是 AI 帮人付钱,那传统支付完全够用了。如果是AI 和 AI 之间自主结算,那 crypto 的结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两者本质区别在于是 human-in-the-loop 还是machine-native economy。 Visa 和 Mastercard 能不能支持 Agent 支付?当然能,但只是在代理人模式,也就是 AI 只是替人操作支付账户。比如 AI 帮你订机票,就可以调用你的信用卡。AI 自动采购云资源可以绑定企业卡,AI SaaS自动续费走 Stripe 和Visa rails。这类场景完全不需要crypto。 但传统支付有结构性限制。首先是账户体系是身份绑定的,需要风控,需要审计,需要可撤销交易,这是典型的human financial system。其次传统支付是批量清算体系,信用卡是T+1到T+3 settlement,中间商很多手续费高,对人类消费还OK,但对机器经济就不够快了。 另外传统支付网络不支持高频小额支付,但 AI Agent 经济的典型支付特征是每秒结算,分毫级支付,API级自动触发,而信用卡有 minimum fee 有交易成本,并不适合streaming payments。 为什么大家说 Agent Economy 天然偏向 crypto?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技术结构确实匹配。无需身份许可,Agent 可以自己生成 wallet 自己签名,自己交易,不需要开户审批,这对机器经济非常关键,否则每个 AI agent 都要去连银行账户完全不可行。其次是实时结算,区块链结算是 near-instant,不可撤销,无中介,而visa卡网络本质是 IOU system (欠条系统)。 一个最直观的类比是,Visa 和 Mastercard 等于人类互联网的 HTTP 加银行体系,适合人对人,人对商户。Crypto rails 等于机器互联网的 TCP/IP 加原生结算层,适合 AI 对AI 的自动经济体,去信任环境。 未来最可能的现实形态应该会是分层协作。上层是法币入口包括 Visa Mastercard 银行账户,负责人类资金来源,合规KYC。中层是 stablecoin settlement 包括 USDC 和tokenized deposits,负责快速结算,API支付,和跨平台互通。底层是 Agent-to-Agent economy,包括钱包,签名,自动支付,和机器协议等。 判断一个 Agent 支付场景是否需要 crypto 要看是否存在无需人类授权的持续自主交易。如果答案是YES,那 crypto 肯定优势极大,如果答案是NO,那传统rails就足够了。 这也是为什么 AI Agent economy 和 tokenization 会高度耦合。当 Tokenization 把资产变成API,stablecoin 把钱变成API,那下一步就是 AI Agent 把决策也变成API,三者合在一起就是programmable capital markets。 Visa 是人类信任体系的支付网络,crypto 是机器信任体系的结算层。两者会是时代分工关系,而非升级换代的关系。
Han Qin
4天前
有朋友问英国为何是穆斯林文化最激进的国家? 这个问题很锋利,但并不空穴来风。英国其实并不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却往往呈现出公共可见度最高的文化张力。原因不是单一的宗教问题,而是英国国家结构搭配上,殖民历史,法律传统,与身份政治等多重叠加而来的结果。 首先是殖民遗产,英国引入的其实不是移民,而是旧帝国的碎片。英国的穆斯林移民,主要来源高度集中于前殖民地,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中东非洲。 这带来两个关键后果。其一,移民并非经济个体,而是带着完整宗教社群结构而来,英国很多穆斯林社区是整村,整族,甚至是整个清真寺的迁入。其二,移民心理不是融入国家,而是我们也是帝国的一部分,英国在他们的叙事里不是新国家,而是旧宗主国这,让道德索赔变得天然正当。这和德国与北欧的劳工移民模型本质不同。 其次是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制度性地放弃同化。英国长期奉行的是 Multiculturalism 多元并存,而不是法国式的共和同化。关键差异在于国家不要求“你成为英国人”,国家承认并保护你的文化差异,国家不对宗教公共表达设上限。结果是文化不但不被私人化,反而被制度化,被政治化。 清真学校,宗教仲裁,社区自治,宗教警察式的社会压力在英国是被默认存在的。法国会说在公共领域“你只能是公民”,英国会说你可以“先是穆斯林再是公民”。这条路线对世俗社会的防御力极弱。 另外普通法和言论自由让英国成为激进意识形态的避风港。英国法律体系有一个意外副作用,即极高的言论自由容忍度,普通法体系下对思想而非行为的监管极弱。结果是90年代起英国成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欧洲中转站,多个极端思想家在伦敦活动却不违法,英国甚至被讽刺为 Londonistan。 这倒不是因为英国支持极端主义,而是因为英国的法治默认“思想不可提前惩罚”。而激进宗教恰恰是擅长在思想阶段就完成组织化的意识形态。 还有身份政治的合流,进入2010年后情况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左翼身份政治化,反殖民叙事成为道德高地,穆斯林身份与被压迫,反帝,反西方霸权强绑定。这导致一个显而易见结果,就是对激进宗教的批评被等同为种族主义或伊斯兰恐惧症。于是形成了一个真空区,极端主张无法被公开讨论,社区内部压力却不断强化,世俗穆斯林女性异见者反而最不安全。 我们需要澄清的是,英国不是更虔诚了,而是更失序了。英国的穆斯林整体并不比法国德国更虔诚。问题在于国家不设文化边界,法律不设公共世俗底线,精英不愿承担价值判断的政治成本。于是激进化不是被鼓励,而是没有被阻断。 英国的问题不是穆斯林太激进,而是英国是一个既不要求同化,又高度保护差异,同时失去价值自信的国家。在这样的系统里任何强意识形态都会显得更激进。
Han Qin
5天前
最近在重读韩炳哲,觉得有必要给更多人介绍一下这个人。打算写一个系列,从和科技最相关的一本开始:《透明社会》。 韩炳哲是一个韩裔德国哲学家,在柏林艺术大学教书,写了二十多本小书,每本都很薄,但每本都像一把手术刀。他不是做体系构建的那类哲学家,他专门做诊断,专门诊断我们这个时代的病。 《透明社会》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只有一个:透明正在从一种美德变成一种暴力。 他认为当下这个时代对“透明”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信仰。数据要公开,算法要可解释,个人要“做真实的自己”,企业要 radical transparency,社交媒体上你最好把生活都一五一十摊开来给别人看。反对透明的人则会被怀疑:“你在隐藏什么?” 韩炳哲说,这种逻辑发展到极致,透明就不再是启蒙工具了,它变成了一种控制机制。 他的推导是这样的,透明的本质是消除距离,可以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信息和理解之间的距离,是内在和外在之间的距离。但距离才产生美,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恰恰需要距离才能存在。比如信任就需要距离,因为信任的前提是“我不完全知道你会怎么做,但我选择相信你”。如果一切都透明了,信任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监控和验证。 这个洞察放到今天的科技语境里简直是预言。我们看 AI 时代最大的叙事是什么?是 alignment,是 interpretability,是“我们必须知道模型在想什么”。 这在技术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韩炳哲会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我们要求一切都可解释,可追踪,可审计的时候,我们是在追求安全,还是在追求一种绝对控制的幻觉?” 再看社交媒体。韩炳哲写这本书的时候 TikTok 还不存在,但他描述的“展示社会”已经精确预言了短视频时代的核心逻辑:“一切存在都必须被展示才算存在”。不被看见的东西等于不存在。所以每个人都在“自愿地”把自己变成商品,变成可被消费的图像。他管这个叫 pornography of transparency,不是色情的意思,而是说一切都被剥光了,没有任何遮蔽,没有任何深度,只剩下表面。 最让我有共鸣的还是回到他关于“信任”的分析。他说,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社会,而是一个有信任的社会。信任和透明是矛盾的,信任意味着你接受不确定性,接受你不知道全部真相,但你依然选择合作。而透明则要求消除所有不确定性。当透明彻底取代信任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一个人人互相监控的社会。 这对做 crypto 和 tokenization 的人来说也值得想一想。我们这个行业天天讲 trustless,讲 on-chain transparency,讲“don't trust, verify”。韩炳哲会说:当你把 trustless 当成终极目标的时候,你消灭的不是欺骗,你消灭的是信任本身。而一个没有信任的系统,最终只能靠无限的监控来维持。 这本书很薄,一两个小时就能读完。但读完之后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会变。我们会开始注意到“透明”这个词被用在多少地方,被当成不可质疑的正面价值。然后我们会问自己:真的吗? 下一篇打算聊《倦怠社会》,讲的是为什么现代人越自由越累。那本可能跟更多人的日常体感直接相关。
Han Qin
2周前
有朋友问为什么Gemini像理工直男,ChatGPT像文艺女青年,Grok像老登,Claude像大学讲师? 这个形容其实非常准,而且背后不是性格玄学,而是四家在训练目标,产品定位,商业路径上的差异,自然沉淀成了不同人格。它们的“人格”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奖励函数长期塑形出来的。 先说Gemini,Google的核心资产是搜索正确率和知识图谱完整性,所以Gemini的奖励函数里正确性权重极高,表达美感和情绪价值权重很低。结果就是句子结构偏论文体,爱列bullet points,爱定义,爱引用,很少讲故事,不太照顾用户情绪。典型理工直男,我都把事实告诉你了,你还要啥自行车? ChatGPT的商业本质是让人愿意长期和AI对话,不是一次性搜索而是关系型产品。所以奖励函数里可读性高情绪价值高安全性高,正确性反而略低于Google。结果就是语气柔和会铺垫会比喻会类比,喜欢结构化叙事,会“顺着用户说话”。典型文艺女青年,我们先聊聊感受再谈对错。 Grok是马斯克做的,目标是对抗主流叙事加最大化注意力,不是正确而是能不能引发讨论。所以奖励函数里对抗性高情绪张力高安全性低。结果就是爱怼人爱讽刺爱反问,情绪浓度高。老登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觉得自己看透一切的中年男性,动不动就说你们这代人就是被洗脑了。 Claude 来自 Anthropic,其核心理念叫 Constitutional AI(宪法式AI)。所以其目标恰恰不是讨好用户,而是逻辑自洽,价值稳定,和推理过程可解释。所以 Claude 爱给背景,爱给推导过程,语气克制,也很少玩梗。有时候我跟Claude说一大堆,它说“也对”。所以它蛮像大学讲师的,会跟我们说,“我们一步一步来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向更深一层看,模型“人格”其实是公司文化的压缩投影,甚至可以说是CEO心理投射。Google是学术官僚制,OpenAI是产品创业型,Anthropic是安全研究院,xAI是个人意志驱动。 不是模型有性格, 而是公司文化选择了不同的人类价值排序, AI“人格”就是价值排序的外化表象。
Han Qin
2周前
为什么说AI-native的一代会比之前的几代厉害十倍甚至百倍? 因为其实每一代人并不是更聪明,而是可调用的外部能力边界被整体抬升了。现在 AI-native 是第一次把认知能力本身外包给基础设施的一代。 回头看,Gen Y 学会用搜索引擎,Gen Z 学会用移动应用,AI-native的Gen Beta 从小学会的是直接对话一个可推理,可总结,可生成,可纠错的系统。 Gen Beta 从一开始就默认不需要自己从零构建知识框架,不需要自己独立搜索碎片信息,不需要先学会格式语法流程。先表达意图,系统帮他补全路径。 这意味着抽象能力提前解锁。过去是先学细节才能谈结构,现在是先拥有结构再逐步理解细节。所以这是学习范式的根本反转。 他们更早学会如何让世界为自己工作。Gen Y 的核心技能是会找资料,Gen Z 的核心技能是会用App,AI-native 的核心技能是会拆问题。 他们从小就习惯把一个模糊目标拆成子问题,不断追问,更正,逼近最优解,通过对话推动系统产出结果。这会内化成一种人格,世界是可以被对齐的,而不是只能被适应的。长期看这种人更像 builder 而不是 operator。 AI越发展,试错成本也接近于零。过去学一项技能要看书上课练习失败再练,反馈速度是按周算,按月算。现在问AI,让AI生成示例,让AI指出错误,让AI给优化版本,反馈回路压缩到按秒算。进化速度的差距不是两倍,而是指数级。这会导致能力分布曲线被拉成陡峭的幂律,少数超级个体远远甩开平均水平。 他们也更容易形成系统级思维,因为从小就在和系统对话而不是只和人对话。AI天然暴露输入推理输出,约束优化收敛,假设验证修正。这些结构会变成他们的思考默认模板,所以他们更容易设计流程,构建框架,做平台级产品,搭系统而不是做功能。 真正的代差不在智商,在可调用认知宽度与深度。智商分布几千年都差不多,变化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现在可以随时调用博士级解释,工程师级方案,投资人级分析,作家级表达。这相当于个体加上云端认知集群,不是一个人在思考,是一个人指挥一支思考军团。 为什么是十倍百倍而不是渐进?因为这是工具升级叠加行为模式升级叠加思维结构升级叠加人格结构升级。不是线性改良,是物种级的工作方式迁移。 Gen Y学会在系统里生存,Gen Z学会在平台上套利,而 AI-native 从出生开始就知道世界是可以被指令化的。 当一个世代把指挥智能当成天然时,他们与前代的差距注定不是渐进,而是断层。
Han Qin
2周前
有朋友问内容创作者怎么把影响力资本化? 这个问的真好,我非常喜欢,属于stepping back,到更高层次思考。 先说问题在哪。大多数内容创作者本质上都在打工,只不过是给平台打工,给流量机制打工(没有任何职责或贬低的意思,我自己这不是也天天在给流量打工)。 看起来是老板,但收益结构是按天结算的劳动力收入。今天不更收入就断,算法变脸曲线立刻塌。这是典型的线性模型。 现在主流创作者模式把影响力绑定在人,收益绑定在平台,责任绑定在个体。这三个绑定导致任何一个中断都会让系统归零。人累了,情绪崩了,平台换规则了,号没了,全部归零。 创作者现在卖的是什么?不是内容,不是知识,不是观点,而是注意力的未来现金流。只是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卖,一次广告,一次带货,一次课程,等于把未来的现金流一次次低价折现。 所谓金融化,本质是把未来注意力现金流变成可以被打包,定价,交易,持有的东西。不是卖今天这一条内容,而是卖你未来三年的影响力份额。 这里最关键的一步是把责任从个人上升到企业级。 因为只有企业才能承接IP所有权,对外发行权益,对收益负责。创作者本人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之一,而不是全部。 这样会出现一个本质变化,创作者可以阶段性退出一线。内容生产可以由团队完成,商业谈判可以由公司完成,IP延展可以并行展开。创作者从持续输出机器升级为资产持有人加品牌股东。 如果创作者影响力被结构化成企业资产,就具备了金融属性。可以做股权,做收益权,做分成权,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响力开始拥有资本市场语言。创作者不再只向粉丝卖东西,而是可以向相信他长期影响力的人融资,用未来的影响力换今天的资本。 这背后的逻辑和创业世界高度一致。创业者卖的从来不是产品,卖的是未来现金流的想象力。创作者本质上也是一样,只是过去没有被当成企业。 更残酷但也很真实的一点是,如果创作者不主动完成这一步,平台会在未来的某一刻替他们完成。 平台会把创作者的影响力证券化,平台会定义收益分层,平台会抽走大头。 历史上所有可被资产化的东西最终都会被资产化。区别只在于是你自己发,还是别人替你发。 但是,请发股权,别发币。
Han Qin
3周前
有朋友问为什么创投东西方差别这么大,硅谷就喝咖啡随便聊,东方总是怕人抄? 其实这是对"idea到底值不值钱"的不同判断。东方的直觉是,我这个想法一旦被别人听到,别人可能比我先做。 这背后的假设是idea本身有较高的可复制价值,执行门槛相对低,差距主要来自谁先知道。所以保密等于竞争优势,信息本身是资源。这个假设在中日韩历史上是成立过的,因为模仿成本低,法律保护弱,先发优势很容易被抹平。 硅谷的直觉正好反过来。如果你只是听了我一句话就能把我干掉,那这个idea本来就不属于我。在硅谷,99%的idea都是"显而易见"的。真正难的是连续判断,招人,融资,扛压,在不确定中反复修正。所以他们默认idea只占1%,founding team的execution占99%。 这导致两边担心的东西完全不同。东方担心时间差加模仿等于被超车,所以理性选择是不说,慢点说,或者只说给极少数人。硅谷担心的是没人听懂,没人愿意给feedback,导致没人愿意陪你赌。所以反而要多说,快速验证,看谁愿意上车。在硅谷看来,被偷听不可怕,没人愿意花10分钟听才可怕。 更深一层是社会信任结构不同。东方的隐含前提是人会利用信息优势,规则不一定保护弱者,成功是稀缺的,所以偏防守性思维。硅谷的隐含前提是人大概率忙自己的事,真正的竞争者没空偷你idea,成功可以叠加外溢,所以偏进攻性思维。 那谁对?都对,取决于创业者在什么环境。低技术门槛,快速模仿,弱IP保护,单一市场,优先资金资源的环境,那创业者藏着掖着是强理性的。高执行难度,高不确定性,强人际网络,全球市场,大量资金资源的环境,敞开聊反而更有效。
Han Qin
3周前
有朋友问如果欧美一体,为什么当初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后,美国制裁俄罗斯,欧洲却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问题本身就说明现在欧美越来越不“一体”了。 2014 年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后美国和欧盟在政治与法律层面立场确实是一致的,并不承认吞并,而且进行金融,军工,与个人制裁。 但是美国不买俄罗斯能源也行,欧洲“不买不行”。 2014年的时候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天然气几乎一半来自俄罗斯。中东欧国家更甚,有些国家甚至超过70%。俄罗斯管道天然气本身就便宜又能提供稳定长期合同。 而美国当时页岩油气起飞,几乎不需要俄罗斯能源进口。 欧洲(主要就是德国)长期坚持能源即商品,不需要被武器化。其典型逻辑是俄罗斯不会自毁收入,能源依来反而能约束冲突,经济绑定可以缓和地缘政治。 这直接导致北溪1号和北溪2号继续推进,忽略地缘政治风险。事后看,这是一个对全球格局的致命性战略级误判。 所以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成本主要是政治博弈。而欧洲制裁俄罗斯成本是工厂停产,失业,通胀,和民生冲击。所以欧洲当时在政治上反对,经济上拖延(典型既要又要)。 结果到了2022年后欧洲的拖延导致了俄乌地缘冲突,进而导致世界级金融灾难。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明确挑战欧洲安全秩序,确立了能源武器化。 这终于使欧洲被迫接受了不去俄罗斯能源化,则未来的战争成本只会更高的事实。 欧洲在2022年前的真实想法是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问题,但能源价格可是我们选民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家只关注自身短期影响,把电价,就业,通胀置于地缘道德之上,直到后来风险加大直接威胁本土安全。
Han Qin
3周前
美国 ICE 已经开始搜查亚裔了吗? 虽然美国并没有官方宣布针对所有亚裔群体进行系统性的搜查行动,但在现实中,却真实的有 ICE 开始搜查亚裔的情况。 当然 ICE 并没有单独针对亚裔,而是在全美在移民人口较多的地区都加强了移民拘捕与遣返行动。这个执法力度上升影响到了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自然包括亚洲移民。 有研究生成 ICE 逮捕的亚裔移民人数比前一年激增了三倍以上,其中包括很多没有严重刑事前科的人。但这个比例和其他族裔上升的比例差不多。 那为什么亚裔特别紧张呢?因为亚裔大多生活在纽约或者加州这种庇护州,几乎从来没有经历过反移民的情况。近期移民执法动作让一些亚洲裔移民家庭感到变化很大,尤其当他们担心被问询的时候,担心是不是自己被针对了。 其实这种问询更多是一种执法寒蝉效应。尤其上门问询和在工作场所核查,其目标不是关押,而是制造你随时可能有问题的心理压力。 那如果被 ICE 问询了,怎么处理呢?首先 ICE 上门,我们可以先看他们有没有拿法官签署的司法搜查令(Judicial Warrant)。如果有,那就要遵守他么的要求(也没办法不遵守)。如果没有,我们有拒绝权,可以礼貌的拒绝他们。 而且司法搜查令文件上必须写明,具体的姓名或地址,且签署人必须是 U.S. District Judge 或者 Magistrate Judge。确认之后,仍然可以保持沉默,要求有律师在场才说话。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那如果有其他的文件呢?比如 ICE 自己的行政令,写着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签字人是 ICE officer。那就不是司法令了,可以合法地拒绝。 当然 ICE 也是人,礼貌的对待他们会有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比如就算拒绝,也靠保持沉默和要求见律师的软性拒绝好一些。 千万别情绪激动,说什么“我没犯罪”之类的,听起来就很可疑。 ICE 的 KPI 是抓捕非法移民数量,也不想在查不出问题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所以大多数情况都不用慌张。
Han Qin
3周前
为什么Trump给八个欧洲不支持美国收购Greenland的国家都加了关税? 其实这才是Trump最擅长的极限战略施压。咋一看法律上不可行,经济上也给自己制造麻烦,但政治上并非毫无逻辑。 法律上来说,欧洲支不支持,和Trump能不能达成目标没什么关系。国际法规定领土转让必须基于当事方(丹麦)同意且自治地区人民(Greenland)自决。所以就算丹麦让步点头,格陵兰本地公投反对也会驳回Trump的要求。 经济上对盟友加关税,对自身通胀和GPD增速都是压力。尤其Trump还在和司法系统对垒,到底关税合不合法还不最终确定。 但Trump的逻辑是政治上的,欧洲安全长期依赖美国,由美国承担成本,欧洲却享受红利。那就把安全账单直接变成贸易账单好了。 而且要打击就一起打击,对整个欧洲安全体系发起挑战,把这些国家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制造欧洲内部压力, 丹麦会被自己盟友追着问为什么要让整个欧洲为格陵兰买单。 同时也逼北约体系表态到底是共同防御联盟,还是美国保护俱乐部? 最后再对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强硬,证明自己是在为美国争取战略资产。 2月1日开始执行10%,如果还不同意,6月1日增加到25%。这样留出四个月的时候让事情发酵,制造金融与政治震荡。 Trump做的事情,本质上是否定二战后秩序。盟友不给钱也就不是价值共同体。那还不如当做资产负债表上的一行,直接要钱。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会如此愤怒,我不想出钱你美国就硬要钱要地?那我们还是同一个阵营的吗?
Han Qin
4周前
Elon Musk和Sam Altman打官司,历史上有什么可借鉴的判例吗? 其实Sam并不怕输掉官司,而是担心法院确立使命型组织(non-profit or public-benefit-style)一旦被认定事实营利化,其董事会与管理层要为偏离初心承担可执行的法律责任。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案例,就是 eBay v. Newmark 2010。 这里的被告 Newmark 就是 Craigslist的创始人 Craig Newmark。他长期坚持不做广告,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把用户社区放在首位。 但原告 eBay 作为股东不满的是 Craiglist 在故意压低商业潜力,这损害了股东利益。 Craig的反击是:“我们不是普通公司,我们有使命。” 最后法院完全不买账使命叙事。 结论是: “If you want to pursue a social mission, you should incorporate as a non-profit. You cannot do that while operating a for-profit corporation.” 白话就是不能一边用营利公司的壳,一边说我其实不是为了赚钱。 这个案例确定了使命无法作为抗辩理由。也坚持了选择了什么法律结构,就承担什么法律义务。法院不接受中间态幻想。 那回到OpenAI这里,创始人强调“for humanity”建立了non-profit公司,但现在又要追逐“for profit”转型,于是和捐助者Elon Musk发生冲突。 而且OpenAI 的危险点甚至比 Craigslist 更高。Craigslist 至少是明确 for-profit,只是不想赚钱太多。而 OpenAI 是名义 non-profit,事实转向商业化 for-profit。 如果法院借鉴 eBay v. Newmark 的精神,很可能会说:“你既然反复强调使命,就不能把它当成 marketing slogan”。 如果最后法院判定类似这样的话: “When an organization repeatedly holds itself out as mission-driven and non-profit, its directors may not later disclaim that mission as merely aspirational”,那以后不仅对OpenAI,而且对任何non-profit转for-profit模式都会是重大打击。 eBay v. Newmark 告诉世界法律允许你选择理想,但不允许你在理想和结构之间反复横跳。 而这个横跳,正是 Sam 当前最危险的地方。
Han Qin
4周前
有朋友问国际法管不管一个政权屠杀本国人民呢? 因为最近伊朗形式的紧张,这个问题确实让人很难过。我们尽量去掉情绪,仅谈一下在国际法是如何“管”的。 首先在国际法当中,其实不论国籍,政权屠杀无论外国还是本国人民都是“被明确禁止的”。可能让人不安的问题不在于“管不管”,而在于怎么管,到底谁来管,什么时候管,真的能管吗? 在二战后,国际法的共识是国籍不构成屠杀的合法性来源。国家对本国公民实施大规模杀戮,依然构成国际犯罪。“我杀的是是我本国暴徒”无法作为合法抗辩。 这里就先要提到 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其核心是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灭绝种族罪都是国际法犯罪。 该条约确立了犯罪对象可以是本国国民,实施者可以是本国政府。即不承认主权豁免,也不承认国内法优先。 白话就是说政权杀自己人,一样是灭绝种族罪。 其次“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这是国际刑法中专门为“国家对人民施暴”设计的罪名。 其构成要件包括广泛或系统性攻击,针对平民,杀戮,清洗,强迫失踪,酷刑等,都不论国籍。 其实历史上这个罪名就是为了解决“如果一个国家合法控制军队,警察,法律,那它杀人是不是就没人能管?”。 答案是,不,有国际法来管。 好,有法可依看起来很不错。那谁来审理了? 那就是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主要审理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与战争罪。 其审判对象为个人(注意不是国家),包括国家元首,军政高官等。 当然这之后就有个一个现实问题了,ICC 的“管了”并不自动生效。 “管不管得了”,除了有法有审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执行结构。 国际法没有配备国际警察。现实执行路径通常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家司法机关配合,或战败 / 政权更替后追责。 如果一个政权仍然稳固,或者有大国保护,又或安理会被否决,那法律就算存在,但没执行。最后还是看政治力量博弈。 如果一个政权没倒台,也没有被国际军事击败,更没有内部清算,那追责几乎不可能。 比如历史上Augusto Pinochet(皮诺切特)智利军政府时期发生系统性镇压,但本国长期未审判。虽然其晚年在英国被短暂拘押,但未被最终定罪(主要应该还是美国提供了背后的支持)。 所以国际法解决的只能是合法性问题,它解决不了权力问题。屠杀在法律上永远是非法的,但是否被追责,最后还取决于权力是否发生转移。
Han Qin
1个月前
也有朋友问了,那如果伊朗就死守掠夺型制度不变,可以从《国家为什么失败》里学习到什么来推迟失败呢? 其实还真别说,是可以的,而且《国家为什么失败》本身就无意中给出了榨取型国家的延寿手册。因为作者在书里其实已经反复证明了榨取型制度不是马上崩溃的,它们最擅长的是延缓死亡。 好,假设伊朗铁了心不转向包容性制度,但又读了《国家为什么失败》,明白这样下去不行,那怎么把失败变成一种长期稳定的低效均衡呢? 先保证不要一次性放权,只能做可逆式改革。书中作者反复强调榨取型精英最怕的不是有改革,而是改革成功。允许改革发生,但是想办法让改革失败不就行了吗? 那就小步改革,局部试点,随时可回滚,永远不触及政治核心权力。 比如放松部分私营,灰色市场,但不给法律绿灯,让人们感觉好像有希望,但绝对影响不到最高权力结构,宗教合法性和军事安全系统。让压力可控释放,一旦失控,立刻打击。 其次尽量压低改革效率,比如让权力碎片化,这样各种权利都互相制衡,都不向下负责。你说这边同意了,可那边没同意啊。让改革派疲于奔命,最后自暴自弃。可能经济发展有点慢,创新不算强,但政权及其稳固。作者的原话是当改革成本高于叛变成本,再选择维稳。 同时永远保持外部威胁叙事,这其实是伊朗真的按照《国家为什么失败》来执行的地方。书中反复论证外敌叙事可以极大降低国内问责压力。具体效果是失败都是外部制裁 的锅,通胀那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技术落后因为被封锁了呀? 对伊朗而言与美国的长期对抗,与以色列直接冲突,可以自主制造常态化制裁。如果和谈,没有外敌,自身反而更危险。 当然那这么干财政怎么办?作者非常明确地说明,征税国家才会被迫建立包容性制度。不征税就好,靠资源型财政,国有垄断石油天然气这些,公民就不是财政主体。 所以伊朗想推迟失败,关键是守住资源控制权,防止财政被迫依赖普通公民。 最后是控制精英外流。书里一个很残酷但现实判断是榨取型制度真正的危险不是穷人反抗,而是精英倒戈。因此延寿策略是允许普通人躺平,但要牢牢抓住军队高层,安全系统和关键经济节点(财政主要向这些区域倾斜)。 作者其实并不认为榨取型国家会必然短期崩溃。他们认为更常见的是长期低水平均衡(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其特征包括GDP 不增长也不崩,年轻人失望但不革命,技术落后但能维持。有点像慢性病患者,但不会猝死。 真正的红线是其实并不多,只有三种情况会真正失控。要么财政突然断裂(资源价格长期塌陷),要么精英联盟破裂(军队/安全系统分裂),或者外部冲击过大但内部制度僵死无法反应。否则按照《国家为什么失败》,榨取型制度可以活得很久,只是活得很差(当然领袖自己并不差)。 所以这么看的话,伊朗其实维持了这么久,可能确实从书中学了很多,只是最近碰到了第一条红线,财政断裂了。
Han Qin
1个月前
为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为什么失败》对伊朗的现状有着几乎预言式的精准度? 其实《国家为什么失败》之所以被很多人认为对伊朗具有预言式的精准度,并不是因为作者在预测伊朗,而是因为它抓住了国家长期兴衰的结构性因果机制,而伊朗几乎是这些机制的教科书级反例。 作者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文化,资源或地理,而是制度(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包容性(inclusive)。 包容型制度(成功国家)政治上权力分散,可问责,存在真实竞争。所以经济上产权清晰,市场准入开放,鼓励创新。也就意味着能容纳创造性打破旧有框架(creative destruction),新阶层可以挑战旧利益集团,增长也具有可持续性。 掠夺型制度(失败国家)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绝对不可挑战。所以经济上垄断横行,特权寻租随处可见。结果就是精英集团榨取社会剩余,打压创新,恐惧变革。就算有短期繁荣,也无法避免长期衰败。 也就是说国家失败,不是因为人们不够努力(交易权),而是因为人们努力的成果会被夺走(结算权)。 而且掠夺型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自我强化。精英为了保住权力,会不断收紧政治空间,扭曲经济激励,与镇压社会组织。即便经历革命,战争,外部冲击,如果制度没有被真正重构,结果只是换一批人继续掠夺而已(王朝周期律)。 而伊朗几乎完美命中这套理论中的掠夺型制度。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威权,精英掠夺到伊斯兰革命的宗教威权,新精英掠夺。掠夺型制度只是换汤不换药。 伊朗当下最高领袖不可问责,革命卫队控制关键经济部门,宗教合法性高于法治合法性。 这意味着政治竞争被神圣化否定,权力无法通过制度和平转移,同时政策错误几乎没有纠错机制。 这正是两位作者Acemoglu和Robinson反复警告的权力绝对集中模型。 更要命的是伊朗的石油收入导致国家不需要依赖纳税人。政权不需要回应社会诉求,福利变成施舍。结果就是社会无法形成真正的财政政治契约机制,中产阶级被长期压制。 很多人认为伊朗是因为制裁才失败的,但按《国家为什么失败》的逻辑制裁只是压力测试,真正决定结果的是制度的抗压能力。 如果是包容型制度国家外部压力会引导内部改革与升级。 但掠夺型制度国家遇到外部压力反而加强集权与军事化管理,导致更封闭。 所以制裁没能毁掉伊朗,但是制度缺陷应对不了制裁才毁掉了伊朗。 为什么它像预言般精准?因为这本书不是在预测单个事件,而是在描述只要制度不变,结局是确定的。 伊朗出现的货币长期贬值,人才外流,青年高度失望,女性与中产与体制持续冲突,国家安全部门经济化寡头化,这些在在书中都属于掠夺型制度的自然结构。 所以伊朗的问题不在伊斯兰,也不在反美,而在于它自己建造了一个不可纠错,不可挑战,不可更新的结算体系。虽然有结算主权,但没有更新活力。 《国家为什么失败》之所以显得预言准确,不是因为作者懂有多么准确的理解伊朗,而是因为伊朗恰恰准确的落在了掠夺型制度的定义中。
Han Qin
1个月前
有朋友说Manus的资产与团队都已经在海外了,中国政府就能怎么样? 这个理解就稍微停留在表面了一点。其实就算Manus的资产和团队已经出海,中国政府仍然有主权,还有牌可打,只是这些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暂停。 首先任何主权都有追溯式合规认定。即便今天资产和团队在海外,监管审查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当初把技术,代码,模型能力,和核心人员迁出去的时候,是否需要许可。 如果结论是 需要但未获许可,那性质就会被重新定义为既成事实非合法事实。 后果包括对原中国实体或相关自然人作出行政处罚,或将行为定性为规避监管的技术转移路径。 这不是为了Manus一个公司,而是给市场立一个司法解释锚点。 很多创业者忽略的是中国政府对中国籍关键人员的持续管辖。比如技术负责人,创始人,或者核心工程师是中国公民,那中国对本国公民的行政与刑事管辖并不因为其人在海外而自动消失。 现实中的软约束包括回国风险,比如入境即配合调查。也有可能家庭成员,资产,未来职业路径的隐性约束。尤其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再创业,融资,上市难度会显著上升。这是真实的长期约束力。 而且这会影响Meta作为买方的合规风险评估。中国政府虽然无法直接否决交易,但可以制造一个这项资产的来源在中国存在合规争议的事实。 这会带来美国大公司内部法务与董事会层面必须重新评估风险。以后其他类似交易的尽调成本显著上升。某些交易可能直接被风险定价打折,甚至直接放弃。比起针对单笔交易结果的改变,更核心的是改变未来交易预期。 中国监管肯定不是指望把Manus抓回来,而是要回答如果中国企业先整体搬走,再卖给美国公司,算不算是合法的。如果即不审查也不表态,就等于默认这条路是可复制的。审查的真正目标是堵示范效应,把先迁移后出售这条路径纳入出口管制解释框架。 我们也可以面对现实的说,中国政府确实做不到直接叫停 Meta的并购交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审查多以关注,评估,或者研究是否违反为表述。 那高调宣布的目的是什么博弈呢?其实Manus只是一个样本而已。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AI时代,技术高度可迁移,人才高度国际化,如果出口管制只管货物,不管人,不管代码,那实际就等同于失效了。 对创业者的预期管理比直接叫停或处罚更重要。这类审查真正改变的是未来创业者的决策思路。要不要在中国做底层AI,什么时候迁移,迁移前要不要做合规备案,技术是否拆分为可控模块,这些都要纳入考量。这比叫停一个Manus收购有用得多。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做的,不是为了阻止Manus这笔交易这么简单,而是在明确的告诉所有中国AI创业者,走也可以,但要在我的主权规则之下。
Han Qin
5个月前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Facebook高薪招聘来的AI人才又在快速流失。结合我自己当年在Facebook工作过的经历来看,这和公司使命是有直接联系的。 Facebook的Mission是connect everyone,这和AI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虽然内部也有众多的ranking算法和big data analysis,但总体和最前沿的LLM并无承前启后的关系。 研究型人员在Facebook内部并不被重视。许多被招来的研究员原本在学术界或 Google/DeepMind 有自由探索的空间,能做长期、前沿的研究。在 Facebook,AI 更多被要求服务于广告、推荐系统和内容审核等短期业务目标,研究人员容易觉得缺乏长期愿景或突破性意义。 Facebook 本质上是一家以“move fast”驱动的消费互联网公司,强调快速上线、直接影响公司业绩。这样基因让研究人员觉得缺乏学术环境,也难以和同行保持声望。 同时研究与产品部门割裂严重,研究成果很难直接落地产品,产品团队也不完全理解研究的价值。回顾之前内部 AI 投资转向 Metaverse、AR/VR,大量研究人员更感到方向和资源不匹配。 “金手铐”在硅谷顶尖人才中其实一直以来都并没有那么有效,这一点并非只在今天的Facebook的情况中得到体现。况且往往“金手铐”同时与“无用功”同时存在,一旦接受金手铐,就必须接受做不出真正的创新与成绩。明知不可为却每日忙碌,扼杀了动力。 这也是硅谷的魅力所在,没有任何一家大公司可以完全用资本控制人才。小公司在革新上却可以有绝对的吸引力。
Han Qin
5个月前
如果说高杠杆长期是不可持续的只是数学计算,那有朋友问说我是不是足够幸运就可以了? 只能说我们还不了解黑天鹅事件对高杠杆来说有多致命。 1/ 杠杆会放大一切波动 杠杆的本质是用小的自有资金撬动更大的仓位。 在正常市场波动下,杠杆可以成倍放大利润,但一旦遇到极端行情(黑天鹅),亏损同样会被放大。 举例:5倍杠杆时,价格只需下跌 20% 就能让本金归零。 2/ 黑天鹅事件往往是跳跃式波动 黑天鹅往往伴随突发消息(战争、监管禁令、重大黑客事件、金融危机等)。 这种冲击不是线性下跌,而是直接“跳空”大幅下挫,导致止损单来不及触发。 杠杆仓位瞬间穿透保证金,直接爆仓,甚至负债。 3/ 流动性枯竭与强平连锁反应 黑天鹅来临时,市场流动性骤减,买盘消失,卖盘堆积。 高杠杆仓位被强制平仓, 导致被动砸盘, 然后进一步加剧下跌, 重复更多强平,更多下跌,最后螺旋式崩盘。 杠杆交易者往往最先成为这个连锁反应的“燃料”。 4/ 风险无法提前对冲 普通风险可以通过风控、止损、对冲来部分规避。 黑天鹅的特点是无法预测、无法提前定价,因此杠杆账户几乎没有防御空间。 即便有人尝试买保险(期权、对冲头寸),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失效或流动性不足。 5/ 心理与资金管理失效 杠杆越高,心理承压越大。黑天鹅行情下,恐慌和贪婪会让交易者错过逃生机会。 而低杠杆或无杠杆的投资者,至少还有“活下来、等反弹”的余地。高杠杆则“一刀毙命”。 总结: 黑天鹅事件带来不可预期、不可控制的极端价格波动,而杠杆把这种不可控风险放大到“爆仓级别”,因此对高杠杆交易者是致命的。
Han Qin
5个月前
虽然讲了很多,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交易员神话存在的真是世界里。那我们来用程序模拟一下: 过去1年里,如果有10000个交易员,策略是用10倍杠杆每天交易一次以太坊,到今天还有几个还没有爆仓? 我们按以下可复现实验做模拟: 10,000 名交易员 连续 365 天(2024-08-16 → 2025-08-15,每天 1 次) 每天以 10x 孤立杠杆在当日开盘价开仓、收盘价平仓 清算规则:多头若日内 Low ≤ Open×(1−10%) 爆仓;空头若日内 High ≥ Open×(1+10%) 爆仓 日内价格用符合以太坊常见波动(年化波动≈0.85)的 GBM 过程细分为 ~15 分钟步长模拟 每位存活交易员每日方向独立随机(50% 多/空),盈亏复利;爆仓后停止交易 结果 在这套模拟条件下,10,000 个交易员到今天全部爆仓,存活人数为 0。 更细一点的统计: 中位数爆仓时间:第 26 天(大约 2024 年 9 月 11 日)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在第一个月左右就被清算掉了 随机策略 + 10 倍杠杆,在以太坊这种波动率环境下,长期存活几乎不可能 最长存活的交易员坚持到了第 208 天,也就是 2025 年 3 月 12 日 才爆仓。 按每月月末的存活人数(基于这次模拟路径): 2024-08:10,000(100.00%) 2024-09:2,487(24.87%) 2024-10:324(3.24%) 2024-11:72(0.72%) 2024-12:9(0.09%) 2025-01:5(0.05%) 2025-02:3(0.03%) 2025-03 及之后:0(0.00%) 那如果我们提高总人数呢? 结果是即便有 10 万人参赛,到 2025 年 4–5 月也只剩下零星的 1 人,最终在 2025 年 6 月前全部爆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