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崩溃和文化崩溃是政治崩溃的前提，在处境和想法没有改变之前，人们不会改变行为，不会由顺民变成暴民，也不会由臣民变成公民。 仅有处境的改变而没有想法的改变，政治崩溃也不会发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想法最顽固的人死掉之后，剩下的人才会起来造反。 但在通讯技术发达、识字率更高的现代，即使是最“忠诚老实”的底层，想法也远比古代更容易改变。 这就是时代的差异。 在古代，同样经历改朝换代的底层们往往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承受更多苦难，见证更多死亡，才会普遍改变其想法，让社会抵达“文化崩溃”的门槛，不再把忠诚于旧政权，绝不造反，“死也要做大清的鬼”当成信条。 但在现代，同样程度的想法改变是会快速发生的，文化崩溃，或者说民众对现政权的忠诚度的坍塌，是会在经济崩溃发生后，在个体处境普遍恶化后迅速发生，并借助各种社交媒体、大众信息传播工具，激发“羊群心理”，令大众行为的改变形成风潮的。 ——所以中共国的政治崩溃将比许多人预想中更早发生。 在“三年清零”末期，社会心态的崩溃事实上已发生过一次。各地高举白纸的年轻人和在武汉、广州开始冲击封控屏障的外来人口之所以令中共震骇畏怖，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全面骚乱即将发生的预兆。 是的，“中国人不反抗”。 但远比今天的亿万民众更顺服、更愚昧、更麻木不仁的中国古代臣民们也颠覆过那么多煊赫的皇朝了。 何况今天，8400万城市轻骑兵正蓄势待发，底层互害从零星偶发到成行成片只有一步之遥。 而站在这8400万城市轻骑兵对立阵营里的中共国权贵高层们，人手一张绿卡，早在多少年前已经为子孙铺好了后路，正随时准备“跳船”。 所以，在古代，会耗费相当长时间才能熬过去的“政治崩溃➡️政治重建”阶段，也就是中国人谈之色变的“乱世”，在现代，不会持续太久。 欧美也不会让“乱世”持续太久，若等得太久，“改开中国”的遗产就会被毁坏殆尽，强势介入将无利可图。 但政治重建的前提，是进行政治重建的人手里有展开政治重建的资本。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中，在旧伤害链系统崩塌，新伤害链系统创建的过程中，这资本是“伤害输出能力”，是武力，是可用于镇反平乱的军事资源。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谁拥有“重整山河”的军事实力，谁就能在“人心思定”的大环境下获得各方人才、各方势力的投奔，“天下归心”，最终定鼎中原。 所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中共的信仰。 但“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也是古人的经验之谈。 因为政治重建如果没有经济重建作为支撑，重建的政治秩序如果纯靠武力维持，是撑不了多久的。 在现代，在国际政治环境明显要求未来的沦陷区新政权在帝国废墟上创建出现代国家，产业链国家的情况下，展开政治重建的资本就不再是“伤害输出能力”，不是在中共权贵跳船离场留下的巨型烂摊子里，四处镇压平乱的能力。 至少不单纯是。 在新时代，面对那8400万除了啸聚哄抢已没有其他生路的城市轻骑兵，想成功进行政治重建的建国者们，要做的是让陷入混乱的社会重新看到希望。 看到经济重建的希望，看到每个人的生活被重新建设起来的希望。 看到在“改开中国”的废墟上，在“世界工厂”的遗址上，涌现出允许产业链逻辑成为主导的全新政治秩序的希望。 而这希望的唯一来源，就是新政权打明招牌要与老牌产业链国家深度合作、长期合作，就是新政权准备以贸易为立国之本。 就是完全摒弃中共曾经的经济政策思路，敞开怀抱迎接外资外企大量进入。 就是新政权将走一条被二战后的日本证明过走得通的国家发展道路，专注于经济重建，不再寻求增强自己的伤害输出能力，不再坚持追求“大一统”。 每个希望早日看到沦陷区光复的人都应该懂得，这样的新政权，才是能同时赢得欧美列强信任和亿万民心的新政权。 才是能获取足够资本支持，最终成功在沦陷区完成政治重建的新政权。 所以，“后中共时代”应对方案，首先应该是一个以经济重建为核心的，让政治重建围绕着经济重建的需求展开的可行方案。 现实是，你若要在未来的沦陷区展开经济重建，绝对绕不开与欧美列强的经济合作，但想与欧美列强展开经济合作，想让欧美企业、欧美投资人再次甘愿把资源投放到你控制的区域中来，你就需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 一个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四大支柱撑起来的政策环境。 一个让每个前来投资的欧美企业、投资人都感到自己有充分安全保障的政策环境。 这，就是你在思考建国方略时应清晰化的国家愿景。 每个独派，都需要明白，自己去打造的，必须是一个能让欧美列强“放心”的国家，一个能让外企“放心”为国民提供工作岗位的国家。 沪独、蜀独、晋独、粤独、闽独都需要对这个问题有足够清晰的认识。 维吾尔人、图博特人、南蒙古人也一样。 因为我们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独立，还有繁荣，因为唯有繁荣，唯有允许整个族群摆脱匮乏预期，摆脱自我阉割的巨婴文化的繁荣，能让独立长长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