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 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 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