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一群死里逃生的上海人 一九六〇年，因大跃进造成城市粮荒，上海五百多名“闲散人员”，被强迫移民到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斯坦地区，饱经饥寒交迫大饥荒，仅仅半年饿死二百余人，十八岁的张方晦是幸存者。他描述了当年人间地狱的惨痛经历。 依娃：我采访的目的，主要是想请你谈一谈你和家人在一九六零年大 饥荒中的经历。 张方晦：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家庭先后遭受过三次大难。到了一九六〇年，就巢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被迫“移民”大西北。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令把城市里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统统清理到边远地区去，节省城市粮食。因为大跃进造成经济困难。 当时我们的家庭别无选择。父亲是一个体瘦多病、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母亲曾经被捕判刑三年，年仅四十余岁，已中风一次，走路瘸拐。我是家中长子，只有十八岁，四个弟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离沪时的二十多件行李到目的地时只剩五、六件，说是翻车行李丢失了。 我们从上海同去的有大约五百多口人，一百多个家庭。最后落脚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斯坦族自治县“安南坝农场”。那地方是一片荒漠，几乎是与世隔绝。我们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窝子。甘肃移民局已经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滩上挖个深坑，上面盖上红柳条和芦苇席当“屋顶”，这种洞穴一般是放骆驼的牧人的临时歇息之地，以躲避风沙和炎热，却成了我们这些流放者的长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应五百多人的大伙房开饭了，白面馒头，二两一个，没有定量随便吃，还有炖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喷喷的。大家彼此看看，觉得还不至于活不下去。 仅仅两天以后，伙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克扣就开始了。一顿馍馍，一顿玉米面糊糊。馍馍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刚开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粮，渐渐减到一天几两，吃饭就像吃人参。当时农村都靠“瓜菜代”，可是戈壁滩上连草都不长，哪来的瓜菜？加上干部的克扣，每天每个人能分到一点点羊肉，羊肉汤，戈壁滩上没有任何蔬菜。每个家庭每天必须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领得到饭。因为挖柴的人多，所以挖柴就越走越远，越来越难。往往翻山越岭走出好几里路，才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骆驼刺的根背回来，为了换到一点馍馍和玉米面糊糊。那里交通闭塞，火车站在几百里地之外的柳园，想跑，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搭车要“单位证明”，还要有粮票。所以，死活都离不开单位！ ---作者：依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