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朱韵和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