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学运

15小时前

ZT：周舵：悼念万润南——万润南去世，引发了我们这些四通公司老伙伴深切的怀念之情，它既是对这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灵魂人物的怀念，也是对1980改革开放黄金年代的怀念。 1986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作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已经和费先生说好考他的博士生，年底经朋友介绍，兼职担任了万润南的总经理顾问，协助他做企业文化建设。我的夫人赵燕英就是我主持四通文化晚会时认识的，她当时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四通公关部经常邀请她出席各种活动。我对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安排很满意。没过多久，老万屡次三番动员我辞去北大的工作，和他们这些原科学院计算机所等四通公司创办者一样，“砸碎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净身出户，彻底下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道路，沦为“社会闲杂人员”，风险巨大，搞不好把铁饭碗泥饭碗全都砸了，而且对不起厚爱我的费先生。北大是万人求之不得的中国最高学府，费孝通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享有世界性学术声誉，抛弃这一切去捧民企的泥饭碗？人人都会认为我是疯了。我并没有犹豫太久，决定辞职加入四通公司。最主要的原因，是四通的企业文化实在是太合我意了。“你能跳多高，就给你铺多厚的垫子；你有多大本事，就给你多大的空间！”民营企业四通人尽其才、奋发向上的氛围，效率第一、结果导向的价值目标不是空喊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这是所有体制内单位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其次，实事求是地说，四通的收入很吸引人，北大远不能及。其三，我的人生观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5年，一位朋友应澳大利亚某华文刊物之约，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人生观，我半开玩笑地发明了一个“三三主义”，用三块基石支撑三种追求；三块基石是，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婚姻家庭、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三种追求是，追求卓越、丰富的人生体验、为广大人群谋福利。辞去大学教职下海经商，毫无疑问会极大地丰富人生阅历，符合我的三种追求之一。我所谓“丰富的人生阅历”，当然不可能全是好事，更不会是一条坦途，艰难险阻、失败挫折势必难免，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些不确定因素，我都有思想准备，因为改革开放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我认为，中华民族从此撞上了好运，“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想成为了事实，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我厌倦。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密不可分，我们这代人之所以普遍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甚至认为中共走上的这条正路从此不会改变了，这种乐观心态是从切身经历中得出来的结论，与极左意识形态的假大空宣传截然不同。民营企业、市场制度、产权私有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多么重要，我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了。现在回头看，我们太过乐观了，严重忽视了极左习惯势力的巨大能量。现在，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根本不是什么必由之路，相反，它是偶然的幸运，文革结束之后，极左、反改革开放，重回斯大林主义体制，才是“新中国”合逻辑的历史选择；如果没有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改革派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变革勇气，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无论这些改革派领导人犯了多少错误，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此是后话。 1988年底，我正式从北大辞职，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加入四通。辞职前，我给费孝通先生写了一封满怀歉意的私信，费先生不但没有责怪，还大加勉励。万润南的原意，是想让我接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被我婉拒了。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从基层做起，一个一个部门走一遍再说；他说公司急需用人，做不到。我于是提出，由我来负责重建已经撤销的综合计划部（相当于四通公司的总参谋部），他立刻同意了。后来，公关部部长、老万的夫人李玉提议，让我兼任公关部付部长，我也就同时提议她兼任综计部付部长。进入四通，各种工作和社会活动纷至沓来，让我应接不暇。其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在京丰宾馆举办的两个大型会议：1988年底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和1989年4月的《改革十年研讨会》；前者由我和几位朋友策划、四通出资，我担任会议秘书长、海军中校王苏波担任付秘书长，原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后者由体改所发起和主办、四通出资。两个会议都非常成功，影响很大。在后面这个会议上，已经有小道消息在私下里传播，说总书记赵紫阳受到保守派的恶意攻击，改革开放有可能遭遇挫败。谁也没有料到，才半年不到，1989年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持续将近50天、震惊全世界的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尽管得到了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最终还是以戒严部队惨烈的流血镇压收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后得以继续推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但停滞、而且倒退了。作为身处六四流血事件大风暴中心的当事人，我已经在《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传媒与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6月出版）一书中讲述了相关事实的梗概，本文再补充一些细节。 1989年5月13日，我被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六局局长陶斯亮紧急招到统战部，参与了统治部长阎明复主持的劝说调停工作，由此一步一步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有关部门”监管到今天。我在5月13号到6月4号凌晨的这些活动，全都无保留地告知了万润南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为了堵住公司内部一些人的非议，他还假称是他派我去的。只有6月2号我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绝食是他坚决反对的，原因是担心我的绝食行动会连累四通公司。为此，我提前向他提交了辞职书，表明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四通无关。尽管如此，万润南依然没有在我的辞职书上签字，所以，把我从四通除名是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做的决定。实事求是地说，万润南在整个学潮期间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件是，在戒严令颁布后召集在北京参与学运的60余所高校自治学生会的大学生代表，劝说他们撤离天安门广场，尤其是，和学生代表一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李鹏下台，邓杨退休”，邓杨是指邓小平和杨尚昆。第二件是，不应该在六四镇压后流亡海外。我一直认定，万润南是四通的灵魂，他离开，四通就丧魂失魄了，走下坡路几乎是必然的。他如果不走，顶多不过是在关押我将近11个月的那个地方拘禁十天半个月（也许更长些），把他和四通做的事解释清楚，仍然能回到四通担任原职，四通的现状将截然不同。至于万润南流亡国外后在海外民运中所起的作用，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笼而统之地说，有他没他，海外民运的情况都不会有什么差别，而四通有他没他却迥然有别。万润南无疑是一位天才企业家，非常优秀，按照萨缪尔逊在他声誉卓著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的说法，这样的卓越企业家相当于一台稀有、昂贵的精密设备，是不应该用来加工低价值产品的，照此说，尽管万润南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绝非出自任何个人私利，但是，他是否应该直接介入风险巨大的政治活动，为此彻底背离了他的专长？我的结论是：不应该。人类不得不经常面对两难（或多难）选择，这些选择互相冲突、不可兼得，它们的任何一个都是对的，反过来看，也可以说都是错的，不存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必定有对错的情况，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人类的最高智慧，就是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够作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两者的价值总和最高的、相对正确的决策？且留给读者诸君自己思考吧。当然，说这些话都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定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如何，万润南在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人品是正直的，他的智慧和勇气都远远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庸常水准。万润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栋梁之才。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六四事件过去36年之后，我的一些反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正确评价六四事件各方当事人的是与非，中华文明“道德至上”的传统不够用。我们有必要超越道德评价的局限，超越谁正义、谁邪恶，谁是天使、谁是魔鬼的局限，从更广阔、更深刻的视角，来作多指标的、全面系统的综合评价。道德评价很重要，但不能仅限于此。余英时先生说，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特重学问与道德”），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但也如林毓生先生所说，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中华文明“借道德解决一切问题”的儒家传统局限很大。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我得出的最为关键的结论是：在改革开放仅仅十年的1989年，全体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从最高领导人到三轮车夫，从左到右、从改革派到保守派，有一个算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什么是现代文明、什么是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几乎是一片茫然，完全空白（请注意，这里所谓的“保守派”，不是西方国家与古典自由主义同义的那个政治右翼，正相反，是极左派，是指死守极左意识形态和马列毛政治-社会制度的反改革开放派）。应该说，实际上比这种普遍的无知更糟，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全都塞满了反现代文明的思想垃圾，其中既有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思想垃圾，更有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想垃圾。无知的头脑好比一只空桶，塞满极左意识形态的头脑好比一只满满的垃圾箱，什么新思想都装不进去，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改革开放初年的“思想解放”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改变旧思想收效甚微，不妨说，我们当年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幼稚园水平都不如。更加鲜为人知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苦心研究和思考，我现在认为，西方人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也并不高明；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民主的成绩，简直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不同意此说的读者，请你们去看看“阿拉伯之春”是怎样变成“阿拉伯之冬”的（参阅拙著《渐进民主文集》中的相关文章）。更令人意外的是，今非昔比，美欧发达国家的民主实践竟然也出了大问题，昔日“自由灯塔”的耀眼光芒，如今变得越来越暗淡，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眼看着像是要崩溃，中、俄、朝、伊（伊朗）四国结成了反美反西方的国际同盟，新冷战迫在眉睫，全人类进入了一个新乱世。这让中国的老少“粉红”们喜不自胜，他们终于逮到了西方文明的把柄，对维持当前现状、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顿时信心大增。何以至此呢？这是个问题，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巨大问题。我的五本著作对此作了初步解答，本文无法详述，只能就六四事件重点谈一个要点：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不是民主，是限权，是法治和宪政，是用法治和宪政切实保障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原因在于，民主虽然名为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多数人的统治，它是人治的一种，所以，民主是与法治存在矛盾冲突的；同时，民主本身不包含任何限权因素，激进民主派甚至认为，多数人的民主权力不应该受任何限制，民主越彻底、规模和范围越广大越好，这就意味着，民主与分权制衡的宪政是矛盾冲突的。从政治现代化的顺序说，是先自由后民主，是在建立起法治和宪政的牢固基础之后，再根据主客观条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民主化。详情请参阅拙著，本文只谈一件事：在赵紫阳总书记访问朝鲜回国后，中共改革派本应立即召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立即颁布实施。理由何在？首先，自由是有涉他和不涉他之分的，不涉他（不涉及他人）的权利尽可以享有充分自由，涉他的自由权利则必须有法律和道德予以规范，以保障他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害。比如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无疑是涉他性的民主权利，全世界的法治宪政国家都要以《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公民行使该权利时具体如何实施：要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说明诉求是什么，谁是组织者，人数多少，使用什么器具，行走路线，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等等，都要有法律约束。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政府不得剥夺；公民依法申请游行示威，政府必须照准，否则政府违宪；公民在游行示威中的合法行为，警察只有保护之责，没有干涉之权；若有违法行为，警察则必须依照法律规范动用适度的强制手段，不作为或过度作为则警察自身违法，同样要受法律惩处。 1989年的学生游行示威如果有健全的法治规范，本来很好处理，全世界的法治国家全都有一整套既能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又不至于造成严重社会动乱的办法；与之相对照，虽然赵紫阳从访朝回国后就提出了立法建议，但直到1989年10月底北京市才仓促制定《游行示威法》。十分讽刺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次民间独立的游行示威申请获得批准，中共处理群体事件的依据仍然是毛泽东所谓“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谁来区分呢？各级政府官员；如何区分呢？没有标准，各级政府官员自定标准。如果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警方就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所作为；相反，如果定性为“敌我矛盾”，必然过度使用暴力。只能在这两极之间摆荡。 “六·四”的暴力镇压，揭示出中共的执政理念仍然是极左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表明中共仍然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这是由其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所决定的。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过渡的中间阶段，一种时刻准备发动世界革命的准战争状态。这种神经紧绷的战争准备状态完全背离人民想要过和平稳定正常生活的愿望，如不彻底改变，势必社会动荡、国无宁日。解决办法是：从革命向法治转型。一个法治国家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公民行为只有合法\非法之分，这“法”除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之外，还必须有下位法如《集会游行示威法》，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时，保障公民行使其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利，已如上述。类似的，在学运和同情、支持学运的一方，也同样没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常识，只有正邪、善恶、正义非正义的对立二分。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只要是正义的行为，做什么都是对的、不受谴责的；而非正义的一方则相反，所有的作为都是错的，他们必须对恶果承担完全责任。中国以及其它法治宪政缺位国家的治国乱象显示出，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或者还没有真正上轨道，或者根本走错了路——没有走“先法治后民主”亦即“先自由后民主”这条正路。这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这些不成熟、不正确的民主案例自身有问题。不少中国人从“八九风波”的失败案例得出“民主不好”“民主不可行”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摘录自拙著《渐进民主文集》“六·四25周年反思”一文。另见《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出版）。试问海内外的中华同胞：你们在痛骂共产党，或者苛责学生运动时，有没有反躬自省，问一问自己，当时、乃至现在，是不是真的了解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如何创建，民主化（严格说应该是“现代化转型”）如何避免失败，自由民主怎样才能有效运转，……等等？如果没有（我相信确实是没有），你们的批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一点，宽容一点，对当年的各方当事人多一些同情和理解，难道不是更好吗？文章够长了，就到此截止吧。欢迎最严厉的反驳和批评。周舵 2025.10.21.于北京北郊转自《北京之春》

#万润南 #四通公司 #1989学运 #改革开放反思 #现代文明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