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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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大陆全家失踪现象越来越多。这是灭门了吗？

#大陆 #全家失踪 #灭门事件 #安全问题 #人口失踪

4个月前

岁月是把杀猪刀我们都被岁月当猪杀了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1328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1852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1884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2315 条信息

#岁月 #杀猪刀 #衰老 #无奈 #自嘲

4个月前

厉害啊，这一家人似乎不简单

#家庭 #关系 #个人成长 #社会观察

4个月前

磨剪子呛菜刀，终于有接班人了

#磨剪子呛菜刀 #传统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

4个月前

F-35I领衔750机群!战机无损失 ------------------- 老目评论：中共的武器也被中共国自己吹得上了天，大家猜猜，下一次这样暴打中共得会是哪个国家？

#F-35I #中共 #军事评论 #国际关系 #空军

4个月前

为什么毛贼东把成吉思汗称作一代天骄？因为成吉思汗能杀中共国人，为什么毛贼东还有点看不起成吉思汗的味道？因为成吉思汗杀的汉族人，远远没有他杀的多。他一个三年就四千万，成吉思汗怎么和他比？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1328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1852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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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2315 条信息

#毛泽东 #成吉思汗 #历史评价 #负面 #死亡人数

4个月前

七律　衣裳未洗江湖远（两首）文/老目一诗到穷时酒也残，小窗一枕日三竿。衣裳未洗江湖远，鬓发不梳儒雅冠。斜倚门前秋水碧，遥看天际大山寒。望山复起凌云意，车载西风去一攀。二写罢相思夜已阑，相思可恨寄谁观。吟低窗外吴钩月，坐断楼前永夜寒。此夜此人轻若梦，斯愁斯恨似无端。杜鹃声里花千朵，我与相思隔海川。 2018年10月25日于广州白云面壁居

#诗歌 #江湖 #相思 #广州 #自然

4个月前

美参议员:特朗普正让这个国家像个法西斯国家

#特朗普 #法西斯 #美参议员 #国家政治

4个月前

知名演员刘晓庆被查

#刘晓庆 #娱乐圈 #财务调查 #税务问题 #明星动态

4个月前

种了10亩桃子，最后都扔进水沟里，因为没人买，卖不出去了。

#农业 #桃子滞销 #农产品销售困难

4个月前

执法者违法

#执法违法 #执法者失职 #法律

4个月前

不得不说，这警花还是挺漂亮的

#警花 #美女 #外貌

4个月前

你达到无我的境界了吗？

4个月前

一个听力的笑话

#听力 #笑话 #幽默

4个月前

纽约的法拉盛，这里的姑娘真多啊，我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了一会。结果一个大妈过来问我：How much is it per time? 晕乎乎，啥意思啊

#纽约 #法拉盛 #街头见闻 #经历分享

4个月前

那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时代

#文化 #底蕴 #时代

4个月前

美国的非法移民是真的非法吗？文/老目 1951年，联合国通过了难民地位公约，1954年正式生效，1967年美国签署并批准了难民地位议定书。1980年美国通过《难民法》将联合国难民公约的基本原则纳入了国内法。那么难民公约的基本原则是那些呢？，第一，不驱逐原则：不得将难民驱逐或遣返至其生命或自由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或政治观点而可能受到威胁的国家。第二，庇护权：确保难民有权寻求庇护并获得公平的程序等等，第三，不因国籍，种族，肤色，信仰等遭受歧视，第四，还有获得工作，教育，基本服务的权力，关于这些原则的详情网上都可以查到，我就不啰嗦了。我们明白了这些以后，你就能够清楚，那些所谓的非法移民是不是真的非法，我知道肯定有人会拿非法入境来说事。对于大多数难民而言，他是没有经济基础或者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获取正规手续进入他要寻求庇护的国家的，特别是进入美国，美签如果那么容易获取，美国大使馆门口就不会派出那么长长的队列了。那么没办法通过正规途径进入美国，又希望获得美国的庇护怎么办？那就是走线。根据美国《难民法》（1980年）和《移民与国籍法》（INA），任何人身处美国境内或边境，都有权申请庇护，无论入境方式是否合法。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走线到达美国后的第一步就是向警察自首。这个自首并不意味着你就此获得庇护，但却是你获取庇护的第一步。说到这里，我们还需要明白另一个概念，获得庇护就相当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所以，从逻辑上说，对于难民而言，他最终是合法还是非法需要在他的庇护申请是否通过以后才能够下决定。而川普政府将大量的移民直接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归类为非法移民，这一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

#非法移民 #难民公约 #美国法律 #驱逐原则

4个月前

为了节省开支，国内的很多女生已经开始重新使用这一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宝贝了。

#节省开支 #女生 #老祖宗 #流传 #宝贝

4个月前

陈寅恪岂能是自由主义者 ——再与贺卫方教授商榷文/商昌宝因为不合时宜的《再论陈寅恪的不走——与贺卫方教授商榷》被404，所以改头换面为《有学无问的陈寅恪——与贺卫方教授商榷》再次发出，结果依旧是不变的404。不过，有好心网友以笔记形式整理出来，然后发到几个微信群里，贺卫方教授看到后，作文予以回应。文章不长，照录如下：关于陈寅恪先生是否当得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仔细拜读大作，其中列举1949之前的那些学界人物很早就对于共产主义发出明确警示，的确与之相比，陈较少参与这类议论。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他兴趣不在此，那些年他完全沉浸在对于隋唐历史的研究中，哪怕是一些在钱锺书看来过于琐屑的事情他也充满乐趣。在清华的课堂上，《长恨歌》的第一句就讲了七八个学时，可见他是多么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我觉得，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关于他的不走，我相信并非因为他对于新体制的乐观，而是源于他的某种特别的乐观或自信——谅你拿我也不能怎么样。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他过于自信了。不过，我坚信，他在岭南一隅的存在，对于当局而言，就是隐然敌国，他绝无一字颂扬当轴，却“反诗”迭出，他的“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的讥讽，他在双目完全失明之后凭口述写就的《柳如是别传》，其中表彰的浩然气节，更不必说他那致郭沫若的信，那是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凡此种种，设身处地，这是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才能达到的境界。横向比较，七十年代末之前留在大陆上的哪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如此？最近我想，他诗中表现出对于鼎革之际没走的悔意也许更多地是出于他连累夫人与女儿的歉疚，而不是后悔个人选择留下。如果他出走，则哪里有这样的炼狱让他以身示范，经历这样的磨难而不坠其节？综合看他的立德立功立言，把他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我还是认为是十分妥当的。（以下简称《答文》）其实，不论此前的《陈寅恪不师宣尼浮海事》，还是前段时间就“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看作（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争议，都可以体现出贺卫方教授一向宽厚的历史之同情心态，这一点作为后学十分理解，但也的确右不同意见。必须要明确，不才对贺教授《答文》中的“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等评语是完全赞同的，也对陈氏敢于写“反诗”，“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持欣赏和佩服的态度。不过，是否就此给陈氏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或光环？如同《答文》中所说的“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敢苟同。关于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这里仅适用于汉语语境，若置换到英语语境就需要明确区分和界定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的概念和内涵，不才不想在这里查阅政治哲学类的教科书或系列经典著作——尽管那样似乎更专业一些，只想就其中说的“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等描述，给予有针对性的回应。首先，贺卫方教授大概混淆了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前者是一种个人意志、思想、情感愿望和人格塑造的体现，简单概括说就是属于形而上的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念头——与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还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不由内化转变成外化的方式存在和体现，那么就不能直接与自由主义进行构想和联系，因为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是应用于国家和社会等公共领域的一种思想主张、政治理念以及贯彻到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核心要旨最简约的概括就是：宪政分权（而非独裁和全权主义）+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法治社会（而非人治社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贺卫方教授淆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内在与外化、个人与公众之间，至少在精神和理念上是相通的，或者说作为阶段性的描述，外化离不开内在的驱动力，公众也离不开个体的努力汇聚。尤其是在无神论的观念中，人毕竟是思想或观念的动物，是一个通行的认知。但要注意的是，当个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仅仅作为内在精神时，尤其是仅仅作为一种个人心性时，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就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只有当内在意志外化后，也就是要将内心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作为现实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则和价值付诸实践时，怀有这样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自由主义者。换句话来说，不是每一个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人也包括学者，都可以成为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比如前些年知识界关于鲁迅是否是自由主义者就曾争论过，虽然双方互不认同，但如果以自由主义的几个核心要旨作为考量指标，鲁迅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鲁迅真正向往自由、独立，或者说民国时期还没有几个人比鲁迅更向往自由、独立。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学者成为自由主义者，是否需要系统性地研读自由主义的理论书籍、撰写文章或经常发表政治言论呢？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如果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不需要做太多功课的，只要认同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作为或被树立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标杆人物、思想导师或精神领袖时，那就需要考核一下此人的思想背景、理论水准了。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容易名不副实，甚至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比如前段时间跟贺卫方教授和林建刚博士讨论过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话题。不才当时旗帜鲜明地宣称不是，因为胡适那时还对苏俄的计划经济认知模糊，还不能严格区分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说白了也就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不那么信服。如此认知水平，如何配得起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呢？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当中国人抬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时，不仅仅是一个关起门来自我认可的问题，还需要接受学界和世界的检验。在此情形下，相比于洛克、斯密、休谟，相比于伯克、亚当斯、柯克，相比于米塞斯、哈耶克、诺奇克，甚至相比于拉斯基、凯恩斯，胡适即使在宽泛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理建树方面，也实在是囊中羞涩，不然其弟子辈的殷海光也不会发表几近蔑视的言论了。当然，如果从聊胜于无的角度出发，那民国时期的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当然首选胡适。或者说1949年鼎革前，胡适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非精神领袖，那不才也就不会再发表反对意见。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陈寅恪，他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呢？尤其是当很多人在谈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时，还要赋予堪称或比拟胡适一样的光环，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讨论了。参照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来看，相比于鲁迅，显然陈寅恪的自由主义者色彩要更淡一些。即便是鲁迅死得很及时，没来及接受极权主义的考验，但就陈寅恪来说，起码在鼎革那个大历史选择当口，在现实认知方面就不够，这也是不才撰写《有学术无思想的陈寅恪》的出发点。至于鼎革后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就是坊间流传的那几段耳熟能详的事例，这也恰是贺卫方教授等学人服膺和赞叹所在，然而在不才看来，与其说陈寅恪的那些表现属于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儒家士子的操守和所谓的浩然正气更贴切一些。正像夏中义教授在《自由观念的中国面孔——论陈寅恪、吴昌硕对陶渊明思想的认祖》中质疑王元化时说的那样：在陈寅恪的自由意志因子里面，中国面孔显得面子要大于西学那张脸。说句私底下的话，不才在攻读博士期间就选择了知识群体之作家部落在鼎革之际人人都需要洗心革面的课题，几百万字的检讨书和批判书读下来后，真真失望于作家群体塌方式的堕落。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不才还曾经努力从一些名家的日记、书信里，试图能够找到关于全权主义的反思和反省的私密文字，包括人们普遍称颂的巴金的《随想录》，然而依旧是无尽的失望。失望之余，不才就想，怎么说“五四”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算上晚清的徐继畬、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睁眼看世界者、现代文明的盗火者，也有百余年了。怎么知识界的判断力、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如此之低，甚至几近不堪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原本作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胡适、被树立为知识分子抗争典范的陈寅恪，逐渐地被降低了维度。一旦怀有这样挑剔的想法，再来重看陈寅恪时，就会有一些不小的发现，比如坊间流传1953年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这段长引文，经常被学人朋友们引用，而且作为最直接、最有力的自由主义者的证据，但是整段话有个前提，那就是句首和句末的“学术研究”。在这一关键词下，包括评价王国维在内，意思就是学术研究要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非扩展意义上的人的思想、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如果说这个材料的说服力还不够，再来看陈寅恪1954年的《论再生缘》。他这样说道：“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当这番话说过后，再来回看此前的一句话：“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应该就不会那么令人振奋了。因为但凡要义，需要注意语境，特定情境中的话，如果随意剪裁或任意摘引，就会造成断章取义。学术研究要讲究和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普世要求，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也好，自我期许和要求学生也罢，并没有将此意泛化和扩大之意。当然，作为读者，尤其是有所期待的读者，例如1990年代初的王元化，接下来的陆健东，以及后来各路怀有自由主义朴素理想的学人，纷纷跟上，包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作家岳南、北京某中学的石国鹏老师以及袁腾飞兄等，不经考证，随意演绎一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轶事，添砖加瓦，锦上添花。这些出发点和愿望是好的，用心也可谓够良苦，但是乾坤大挪移式的泛化和夸大到近似造神的地步，也是需要反省和反思的。或者更直接的回应可以这样：如果说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那么自沉太平湖的老舍算不算？同样选择昆明湖的王国维算不算？如果老舍、王国维也算，那么倡导维新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算不算？谭嗣同、康梁和再此前的郑板桥、陶渊明、商山四皓、伯夷和叔齐算不算？呼喊过民贵君轻和浩然之气的孟子算不算？这样的追问当然比较苛责，但如果没有边界地泛化，也不是没有追问的道理。最后说一句，如今这学术界，认真的商榷只能通行于同道之间，作为后学，在文章匆匆而成之际，真心感谢贺卫方教授的不吝指教，因为他是不才经常“寻衅滋事”中比较宽心的少数几位。

#陈寅恪 #自由主义 #学术争议 #评论 #知识分子

4个月前

有学术无思想的陈寅恪 ----再与贺卫方教授商榷文/商昌宝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曾经说过：“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这话当然中肯，然而现实是他不但成为公众人物，而且每每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会成为公众人物中的热点人物，哪怕是并不逢十的生辰、忌日，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都要小小热闹一番。前段时间偶然看到贺卫方教授2016年所作的一篇简短小文《陈寅恪不师宣尼浮海事》，内容是针对1949年的历史风陵渡口，胡适和陈寅恪的不同选择做出评判，并对陈寅恪留在大陆给予一种历史之同情。其中分析原因的第一点时这样写道：“陈是一个极其单纯的历史学家，对史学之外的事务很少公开发表看法。这样的学者通常十分专业化，同时也会认为自己这类不问政治的专业化风格足以成为自保的屏障。” 一贯儒雅、博学、宽容的贺卫方教授显然认为，后世学界不应该太苛刻陈寅恪这样一个象牙塔里的专科教授，对公共政治不关心、也不了解，1949年后做出留下的选择，完全情有可原。这样的评判不能说没有道理，甚至很大程度上还能博得多数人的赞同。但是，一段时间以来的陈寅恪，已经被改写、被定位、被宣传为自由主义的旗帜人物，还要以这么勉强的同情心理视之，多少都会有一些“强陈所难”、政治正确式的低标准之嫌。先来回顾一下。在升华陈寅恪的历史叙事中，贡献较大的是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影响一时的巨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其中也包括贺卫方教授本人。十余年前他曾探访过陈寅恪在庐山的墓地，并撰文介绍说：2003年，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合葬在庐山植物园一鲜为人知处，墓碑旁边的巨石上，湘人黄永玉执笔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出自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先生拟写的碑文中。黄永玉先生将其用在这里，贺教授欣然撰文，自然是寓意明显，那就是将陈寅恪视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精神的学人。那么，作为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先生，具备自由主义思想吗？他本人应该或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检验陈寅恪1949年前的著作和言论外，其实更简单的办法就是1949年这个历史鼎革之际的选择大考。大考之中，要考学识，考判断，当然也要考思想。关于王国维究竟是否适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似可商榷的。因为王国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精神独立、何等意义上思想自由，一直是一个不好言说的问题。或者说，人们之所以今天在兹念兹地数说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代表着读书人最高人格和思想境界的名言警句，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结，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心结，因为谁个也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读书人也好，知识分子也罢，全活得不那么光鲜了，不那么自在了，甚至被打断脊骨地苟延残喘于无道之中，至今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于是，人们多么地怀念王国维活着的时代，多么地怀念精神能够独立、思想能够自由的时代，甚至完全不顾及王国维与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裂痕和难以跨越的鸿沟。不过，王国维既然敢于选择自沉，后来人无论如何都要礼让三分，因为这种提前拒绝侮辱的自戕行为，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起码1966年后的老舍、傅雷等，就完全不能与之比肩——他们属于肉身被凌辱，尽管很多所谓学术界中人仍喜欢将“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气节”等好词一厢情愿地用于他们身上。面对1949年陈寅恪的选择，也是需要说一说。从过程和结果来看，他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又到了广州，虽然在大情境下是被动选择，但毕竟握有主动选择权，陈雪屏也好，杭立武、叶公超也罢，还是远在东南海岸的傅斯年多次来电，以及妻子唐筼几次三番地规劝，陈寅恪哪怕听从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或者是哪天心血一来潮，都不会在1950年代写作“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和“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样的讥讽诗句，更不会写作：“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此日谁教同驻马，当时各悔笑牵牛。银河浅浅褰难涉，金钿申申詈未休。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不写这些诗，也就不会让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谢泳（《陈寅恪晚年诗箋证稿》）等学者，在事后多年还要费劲地考证他的心绪和思想究竟如何？他是不是后悔没听夫人的话？如果说王国维能否适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美誉还需要再审慎地斟酌一下，那么陈寅恪更应该接受这样一次质疑和评估，因为遥想1927年，他的好友兼同道王国维，选择自沉昆明湖，直接和间接原因就是湖南大儒叶德辉等被低端阶级野蛮分房分地分钱财，即所谓文化亡了天下亡了。陈寅恪应该是知道王国维当年所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指的是什么？陆键东不是也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样推心置腹地写道：“二十六年前，是他赋予了这个‘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的孤魂以鲜活的生命意义，挖掘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空谷足音。” 既然如此惺惺相惜，作为“许我忘年为气类”的陈寅恪，应该听闻1924年王国维上书溥仪时说：“乃见他人之落井而辄追于后，争民横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他也应该知道“五四”时，王国维写信给正处舆论风口浪尖的陆宗舆，提出要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议案，团结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他更应该知道，1919年1月19日，也就是苏俄十月政变后一年多，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所写：“俄德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未必不泊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如此派得志，则世界末日至矣，遑论其他？……欧美诸国默视其害而不为计，不知何故？” 作为遗老（更确切说是遗少），陈寅恪即使不知道上述王国维的诸多言论，也应该知道其他几位遗老和遗少的意见。例如，郑孝胥当时提出的“三亡论”或“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罗振玉为溥仪出任满洲最高领袖时代拟的电文中写道：“自辛亥革命，改君主为共和，宜若可得国利民福矣。乃二十年来，内战不已，死亡枕藉，复刮民脂膏以充军费。……今推求祸始，自改政体为民主，人人皆有总统之望，于是人欲日肆，不夺不厌。总统复变为委员制，委员制将复变为共产制。暴民专制之害，远过于君主独裁。” 如果说陈寅恪自恃清高，不愿意听闻权贵遗老遗少们的牢骚，那总该听说过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的胡先骕在1924年的《学阀之罪恶》《文学之标准》等文中所指出的：“甚如俄国专政之无产阶级，以众暴寡，暗无天日，亦可称为无产阀。”“今日共产制已实施于苏俄矣。吾国近年来急进少年之艳羡苏俄，可谓与法国革命初年英国文士之艳羡法国相若，吾知其失望将亦必有同然者。”“今日之谈政治者，幸有鉴于此，勿徒为任何大举革命之鼓吹，惟求实事求是，为枝枝节节之改革，则吾国政治前途，庶乎有豸。否则徒引骚乱，黄巢闯献流寇之祸，殆将不免矣”。或者陈寅恪也应该听说1925年徐志摩在《晨报》发起的那场包括梁启超、张奚若等数十文化人参与的“苏俄仇友”之争吧，那里面徐志摩、张奚若、梁启超等皆有文章痛斥苏俄极权情况，而且这场讨论持续时间很长。再或者，陈寅恪还应该读过已经主持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说：（CCP）“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最低限度，陈寅恪应该听过与他同机离开北平的胡适的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从北京到南京，这一路上，以胡适的热心和大家的焦虑处境，他应该会向尊敬的陈寅恪先生表达过类似的话。假设这些讯息陈寅恪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绝对不赞同，也并不表明他不知魏晋，因为他至少在20世纪初留学时就看过《资本论》，中日战争期间还曾对人说：他“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觉得很可怕”；他也曾在1949年大局玄黄未定之际，跟同事浦江清说过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尽管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还说了自己“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这样的话儿，南渡只是担心吃小米受不了，而且“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关于陈寅恪的思想认知高度，其实早有学者质疑过，这里不再多论，仅就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段他的几次三番地犹犹豫豫（可参见余英时、张求会等人文章）的行为来说，不管他对那“非驴非马”（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的民国有多少意见，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时不能做出恰当选择，再说他留学欧美若干年，精通十余种外语，是什么教授中的教授，怎么听起来不像是赞美与艳羡，反而感觉有些脊背发麻地嘲讽呢？文章至此，很多学者会举例1949年后陈寅恪的不配合与冷战，借此表明他不曾堕落、附逆，这也正是很多学人将陈寅恪与自由主义者相联系的有力证据。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例：1950年代初陈寅恪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赴任史语所所长提出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样的答复，当然可见陈寅恪力争“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的愿景，其中也可见他“历二十余年而不变”的“学术自由之宗旨”。但是，这种想法在1950年代全民思想改造和大肆清除阶级敌人（比如所谓地主、国民政府旧有人员等）的大潮中，多少都会显得有些单纯幼稚。因为一个显见的问题是，他太不了解共产极权主义的本质，太不懂得1930年代的所谓“苏区”肃反和1940年代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了，更对他笔下的所谓“毛公”、“刘公”缺少基本史实的认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再来看陆健东先生写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尽管寄情于字里行间，不时地大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等誉美之词，真的有些一厢情愿和过度赞誉了。贺卫方先生显然承接了这些溢美和谬赞，因而以低标准的宽厚仁慈勉力将其拉入自由主义的大旗之下。有学人常将陈寅恪的不走与胡适的远走对比，结论是陈不如胡。其实，这样的比较实在没意义，正如鲁迅曾言：比富要龙王跟龙王比，让叫花子跟龙王比，那还比个啥劲儿呢！不止是跟胡适比不了，就是跟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和董时进比，陈寅恪也不是对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连一向不关注政治的张爱玲、徐訏等作家都要略胜他一筹。不过，陈寅恪倒是可以与陈垣、张伯苓、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金岳霖、陈序经以及中央研究院留下的六十余位院士比，但那种比不是比谁比谁更优秀、更深刻、更有价值、更有历史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是比谁比谁更斯文扫地、更倒霉了。比较的结果让人很痛惜，一个民国的史学大家，1949年后除了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和几百首寓各种情怀于其中的古体诗，就是《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了。尽管这样的成绩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就陈寅恪自身的学术造诣和学术生产能力来说则远远不够。或者参照一下远走的钱穆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徐訏写下《彼岸》等众多名作、董时进任教于加州大学兼任美国农业顾问等，一代学术大家只能成就这些东西，而且还那样备受屈辱，实在让人遗憾备至。其实，检索一下陈寅恪所谓的学问理路和学术思想，可以发现，他的留学与游学，不过是在技艺层面上地不断丰富、提高，而对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例如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及基督教文化圈既不是很感冒，当然也就不明就里，对于现代世界的公民职责和权利、对于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与担当等，更没有什么实践行为和言论号召。他的确如贺卫方先生所言，是属于书斋型的工具理性知识人。整体来说，陈寅恪在更大程度上属于那种老派的传统中国读书人，比现今那些所谓沉潜于学术研究并自以为是的傻博士、愚教授显得高明一些，但也要清楚，他的那些清高，偶尔敢于说几句不学马列，比如曾对昔日学生汪篯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或讥讽时政的不合作话，充其量不过是传统儒家的所谓气节，或者如夏中义教授所言的是一种陶渊明式的“诗性”自由观念，不但难以避免骆玉明教授所谓的“某种陈腐的情感”，更远远算不上拉吉舍夫式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比比王国维，都要逊色一些，更遑论与贺卫方教授二十余年来所作所为相比，那个距离还有很长一段，所以陈寅恪能否适用（古典）自由主义语境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评价，的确需要重新审视一番。对陈寅恪先生这样的评判，看上去有些苛责，完全不符合传统中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古训，但是作为曾经的大教授，尤其是被时下读书人奉为自由主义的精神偶像，价值标准倘若太低，既对不住已经驾鹤西去的陈寅恪先生，也枉对他写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神圣的话语，不知贺卫方教授以为然否？其实，贺卫方先生之所以“强树”陈寅恪这个所谓自由主义的大旗，也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和潜在心理，因为20世纪中期鼎革之后，知识界、文化界，除了能找出顾准、陈寅恪等少得可怜的几个相对秉持独立思考和兼具反思批评精神的文化人，放眼望去那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回顾晚清从徐继畬、郭嵩焘的“睁眼看世界”，到严复、胡适的自由主义“盗火者”，百余年这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虽经欧风美雨不断洗礼，然而收成依然这么让人难堪，实在无以向文明世界交代，于是贺卫方教授只好选择“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历史之宽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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