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在中国历史的浩瀚长河中，历代王朝的更替虽常伴随杀戮与战争，但“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核心判断，从来都不仅仅取决于谁掌握了武力，而取决于谁得“天命”与“人心”，是否传承并延续了所谓文化与秩序的根基。明太祖朱元璋的建国，与中共政权建立进行比较，其合法性与正统性之差距，简直是云泥之别！一、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出身贫寒，草莽起义，他所推翻的是异族统治——元朝，一个由蒙古铁骑席卷中原所建立的“蛮元”。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不仅暴虐无道，更被当时汉人视为“亡国之耻”。朱元璋起兵，是响应天下百姓“驱胡复汉”的共同愿望。他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尤其是幽云十六州之地，这是五代以来汉人心头之痛。明初对辽东、燕地的收复，正是几百年“中原正统”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历史的角度看，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仅是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更是对传统王朝秩序的恢复。虽然朱以严刑峻法治国，甚至以“剥皮实草”等极端手段惩治贪官污吏，但在王朝初定、制度草创的背景下，这种“暴政中的正义”，在当时稳定了社会秩序，甚至赢得百姓认可。二、中共政权建立靠外援与谎言反观中共，夺取政权靠的不是正义，而是苏联的巨量军事支援与政治操控。推翻的并不是蛮族政权，而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经历北伐统一而来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有计划地将整个东北战区控制权转交给中共，封锁国军进入路径，并留下大量军事物资。辽沈战役中，林彪根本不可能独立指挥关东满洲的战局。至少三万名原日本关东军被苏军改编为“解放军”，三支朝鲜师也秘密参战，苏军驻旅顺、大连的大量军火直接输送至中共阵营。在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中，正是苏联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与重型武器，决定了中共的最终胜利。中共军队当时几乎没有独立制造重武器的能力，依靠土枪土炮难以打下战略要地。若无苏联介入，中共根本不可能战胜国军，更无法夺取全国政权。用现代国际政治语言讲，这种外力扶持建立的“代理政权”，在任何国家历史中，都会被视为卖国行径，根本谈不上合法性与正统性！三、历史与文化根基被中共摧毁更为可悲的是，中共不仅在建立政权过程中缺乏正统合法性，执政之后更是系统性地摧毁中华文化的根基与伦理秩序。在华夏千年文明中，哪怕王朝更替再剧烈，有三项传统从未动摇：祖坟：是血脉传承的圣地，是孝道的根源；祠堂：是家族记忆的中心，是礼乐制度的象征；祖传宅基地：是农耕文明中代代相传的生存根基，是“落叶归根”的精神依托。这些被视为神圣私产，从未被哪个朝代当作“可随意处置之物”。无论是秦始皇、成吉思汗，还是努尔哈赤、洪秀全，都未曾大规模地毁祠灭宗、霸占祖坟与祖宅。唯有中共，以“封建迷信”“集体所有”的名义，大规模毁坟平坟、拆祠占屋，将本属子孙后代私有的合法财产强行划归所谓“集体”，实为基层干部掠夺民产的工具。对祖先的冒犯、对礼制的否定、对私产的剥夺，实为对中华文明精神根基的系统性颠覆。这是中共真正的原罪——不仅篡位夺权、并非民意所归，更在文化与伦理层面，切断了华夏文明的血脉。四、反抗暴政必须清算作恶者如果有一天，历史将正义之刀再次挥向极权，推翻这个谎言与血腥建立起来的政权，那么任何一场清算，都必须以法治、民主、自由为根本原则。这不意味着对罪恶的纵容。凡在独裁体制中担任村长以上行政一二把手者，若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曾侵犯民权、残害百姓、充当帮凶，必须依法审判，否则，便会成为未来政权之毒瘤，继续作恶、伺机反扑。历史不原谅那些“执迷不悟、拒绝悔改”的极权机器操作者。正如朱元璋杀贪官以立纲纪、稳天下，新政权也必须依法治乱，方可真正赢得人心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