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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换个角度说一说中共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吧：实际上这是农民工身份转型的问题。十亿中共国人里有多少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现在回得去农村，回得去改开前的农民生活状态吗？回不去。但他们能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吗？也不能。以国家拟人，中共国在全球化浪潮里的身份处境，就是个进城农民工的处境！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城里人”标准，对照一下中共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现状，中共国是不是就等于全球市场里的“乡下人”？看中共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骚操作，是不是和农民工进了城，付出了比城市居民更多的血汗劳力，却没有改变户籍身份，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也不敢把关注点放在争取政治权利上，甚至不敢争取同工同酬，是一模一样？农民工，是中共国最尴尬的人，最困苦的人，是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人，是受暴政欺辱最深的人。也是最典型的“中国人”。是被夹在“红色中国”和“改开中国”之间，欲彻底进城进不了，想彻底回乡回不去的，上无以养父母，下无以抚儿女的人。他们既是农民，也是工人。在权利方面是农民，在技能方面是工人。他们撑起了整个国家的经济需求，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在城市里安家养老的资本。他们是被维稳的对象，但中共国的稳定并不是来自他们的被镇压，相反，是来自他们无意识的配合。他们本来就渴求稳定，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里他们乞求风调雨顺，在工业生产生活方式里他们一边漂泊打工一边渴求一份稳定工作，一只“铁饭碗”。而中共国社会现状的“不稳定”，是他们渴求稳定却不可得的结果。中共国的未来，由农民工的未来决定。亿万农民工一旦因失业而绝望，一旦在被驱赶回乡时不顺从不配合，中共国的天，立刻要塌。帝国何时崩溃？这时。中共帝国真正的统治危机就在这样的人群里，在曾深夜签下生死状搞包产到户以求避免饿死的农民群体里，在已经进入城市，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已经在漂泊打工的四十年里生儿育女如今两鬓斑白的，完全适应了城市边缘的生活状态，无法想象回到纯粹农村生活里去的亿万农民工群体里。如果还有人记得，当初“上山下乡”的知青为了回城曾多么拼命，那么，你该理解，在城市无法提供和改开期间同样多的工作岗位、赚钱机会后，当亿万农民工被迫返乡，尝试过回归农业却做不到时，他们会对“回城”这件事爆发出多大的热情。农民工，这是个尴尬的身份。这是个会爆炸的群体。进一步他们就是工人，退一步他们就是农民，但他们被卡在二者之间，已经卡了四十年。中共以为他们不会抗争。这个群体从来没有声张过自身的政治权利，没有表现出对抽象权利的渴求。但是在中共的维稳体系里，他们一直就是各种群体性事件的主角。在中共自己进行的维稳演习里，扮演“敌方”的演员，一直都在举“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所以事实上，农民工是中共国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也会是不久后中共政权崩溃的最主要推手。因为在习近平和他的红色小伙伴们的努力下，农民工的处境正在恶化。他们渴求的稳定正在消失。改开期间，只要愿意出门打工，只要有一技之长或肯学肯干吃苦耐劳就能找得到工作的求职环境，正在消失。而这样的求职环境，是他们没有在无法忍受由中共创造的，历史上最困苦的农民处境时揭竿而起的唯一理由。农民工是渴求稳定的，但农村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这样的稳定。耕地不足、务农收入微薄的分析有许多人做过我就直接省略了吧，直接上结论——换一个时代他们早就造反了。只是改开时代，城市对他们敞开了大门，农村多余劳动力因此没有变成一支支农民起义军，而是变成了一支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是在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临界点上成为农民工大军的。在亿万农民工群体里，没有一个缺少离乡勇气的人，没有一个缺少摆脱旧处境的决心的人。而“改开中国”的覆灭，正在让他们失去城市里的生存空间，失去他们赖以维生的稳定。 “红色中国”则试图把他们重新塞回到农民的处境里去，试图让亿万“准农民起义军”从习惯自谋生路时常不择手段的流民，变回饿死也不敢闹事的顺民。那是不可能的。农村没有这样的经济容量。农业没有这样的经济容量。也没有这样的政治容量。所以他们会凭直觉把“回城”当成唯一的努力方向，会在这个方向竭尽全力，会一次次离乡，一次次踏上回城找工作之路。并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各城各地有关部门视为不稳定因素，爆发冲突。他们找得到工作吗？找不到。他们会罢休吗？不会。他们会在城市之间不断流动，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在困苦中、打压中被磨砺成刺向政权的尖刀。最终对政权一击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