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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200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作者: 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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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在数年内实现国力超过英美、个人称霸国际共运的野心,首先要扫除的障碍当然是在党内上层。通过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早已经对他唯唯诺诺。但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毕竟主要是在各省各地展开的,对省一级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同意见者的清洗便顺理成章 地发生了。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共收集了党内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了三十三个案例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以外,其他的二百五十二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定的案。换句话说,一九五八年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打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百五十二位"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有三十九个案子近百人为省一级的高干,对他们的定案大都是"反党集团"。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故),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有安徽省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等人的反党集团;有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 河南在一九五八年还揪出了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为代表的"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便有十多万人挨整,二十万人受株连,一百多人致死。潘复生就是因为"右倾"被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的职。 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可以说隔三差五地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报道。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当然也只能噤若寒蝉了。但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在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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