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规则锁定

1天前

我曾设想过用许多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我所了解的 Palantir 和科技右派：想想还只能是哲学但无论从哪一条线索切入，都无法完整呈现 Peter Thiel、Alex Karp、Palantir 以及“科技右派”这一组名词背后交织出的复杂度与多层次性。科技右派的崛起，在我看来，是当代最值得关注、也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势力之一。这股力量强大到，让我本能地觉得必须在这个棋盘上落一子。需要先声明的是，我在写作和研究时，并非以立场为先，而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一股势能——它足够深刻、足够强劲，值得投入未来几十年的时间去跟踪、分析与理解。理解这股势，理解它的哲学与范式，不仅有助于看清未来技术演化的方向，更能为那些尚未成形的技术项目，在关键时刻落下一枚有分量的棋子。正因如此，我切入 Palantir 的第一个分析帖子，绝不可能从维基百科式的“公司做什么、历史如何、业务布局、技术实力、客户构成”等信息开始——这些问 AI 就能得到。我认为，进入 Palantir 的最佳入口，是将它视为一家科技哲学的分析案例，因为它的哲学将深刻而长远地影响这个世界。但无论现在如何解读，都是无法获取全貌的。只能跟进，不能完全理解。科技哲学家：两位非典型科技领军人物提起“科技大佬”，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形象？是穿着帽衫的理工宅男？是木讷内向、智商爆表的数学天才？如果是这样，那 Peter Thiel 和 Alex Karp 显然都不符合这种刻板印象——他们都不是理工科出身，而是用哲学思维去探索世界的科技领军人物。Peter 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小时候随父母移民美国，毕业于斯坦福法学院，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是典型的“硅谷技术右派”，强调资本效率与结构创新的制度力量，商业履历横跨 PayPal 联合创始人、Facebook 早期投资人和 Founders Fund 管理人。Alex 出生在纽约，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非裔，本科读法语，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之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专攻新古典社会理论（neoclassical social theory），导师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他曾深受欧洲左翼思想的熏陶，但进入企业领域后展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与国家安全观，没有硅谷工程师的典型背景，更像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与 CEO 的结合体。在意识形态上，Peter Thiel 代表着“技术主权 + 结构右派”：他相信科技决定论，认为西方陷入技术停滞，需要推动核能、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他批判全球化的反乌托邦倾向，对多元文化主义与过度民主化保持怀疑，强调国家竞争与文明冲突；他主张一种结构化的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与技术精英治理并行，制度竞争力优先于意识形态；他支持利用技术平台构筑国家安全护城河，增强美国及盟国的战略优势。 Alex Karp 则体现着“现实主义安全观 + 法兰克福学派残影”：他承认技术的双刃剑特性，认为在正确制度下，技术可以成为民主的防御工具；他强调制度与透明性，尽管 Palantir 与情报机构深度合作，他依然坚持可问责性和民主社会的授权边界；他带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情怀，对美国极端自由市场有所保留，支持国家在社会福利与公共安全中发挥作用；他反威权却强调强安全，在俄乌战争和反恐等议题上立场强硬，认为软弱的防御会摧毁民主社会。两人在理念上交集显著：都坚持技术民族主义，视科技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资源，反对其落入战略对手之手；都将安全视为首要任务，无论面对恐怖主义还是地缘冲突；都信奉精英驱动的决策模式，相信应由少数具备结构洞察力的高素质群体引领战略走向。好，停！这里必须讨论一个我认为技术人需要想一下的概念。你认为技术是如何演化的？技术达尔文主义 vs. 结构设计主义你有没有想过，技术究竟是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那样——完全依赖随机变异与环境筛选的被动过程，还是可以通过结构化设计与战略性推动来塑造？在达尔文模型中，技术被视作“技术方案或产品”的集合，先产生变异，再在市场竞争中经历优胜劣汰，环境——包括规则、制度、接口、审查、资本约束——只是外生的常量。而在结构驱动模型中，技术的基本单位不是产品，而是“协议与边界条件的制定权”：标准、API、合规规则、补贴与采购门槛、威胁模型、数据分级等，谁能掌握这些，就能重新定义“适者”的含义，并重塑竞争的地形。纵观人类工业技术的演化史，我的判断是：技术既不是完全自由演化的，也不是完全人工设计的，而是处在一个“可设计的演化区间”中，并且在后AI时代“结构文明”框架下，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技术的自由演化，更像是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竞技场”里进行自然选择；设计不是万能的，但只要能写协议、设边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自然”。这也是 Palantir 与 Thiel–Karp 模式的本质：他们不会等待技术在大市场中自行进化，而是直接制定规则，占据协议层，让演化结果向自己预设的方向倾斜。因此，技术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被完全设计，但重要技术的走向，往往是被刻意塑形的。 Thiel–Karp 模式：要抢，而且我会抢从一些看似简单的动作里，其实很容易看出 Palantir 完全认同“协议要抢”的理念。Peter Thiel 在他唯一的一本书里（真的就是唯一一本），就强调自己只会去做别人不仅追不上、甚至连追平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无意义的市场竞争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协议的制定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共识，而是争夺、绑定、锁定的结果；谁先写下协议，谁就有权定义未来“适者”的含义。 Palantir 在协议抢占上的路径非常清晰：它先快速嵌入情报与国防系统，直接占据国家安全数据融合的事实标准；再通过 Foundry 切入商用市场，把同一套数据权限与分析协议移植到能源、制造、医疗等领域；最后借助 Apollo 的持续部署机制，把更新能力本身变成协议的一部分，掌握系统升级、功能演进乃至淘汰的最终决定权。这种极具 alpha male 气质的做法，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鲜事，而是延续了百年来技术与主权嵌入的传统。在近代工业标准化阶段，英帝国海军造船标准让船只零件规格统一，在全球殖民地快速维修补给，从供应链层面协议化了帝国的工业体系；德意志铁路轨距与时刻表则通过统一规范，把军运和经济运输绑定在国家战略的轨道上。进入信息与通信协议时代，电报与摩尔斯码在 19 世纪中叶成为全球唯一通信标准，谁控制电报线路，谁就控制信息流；TCP/IP 在 1970–1980 年代不仅确立了互联网技术标准，还嵌入了开放互联、分布式冗余的价值观，一旦被全球采纳，就几乎无法替换。在军事与地缘战略领域，GPS 由美国国防部在 1970 年代开发，虽然后来开放民用，但保留了核心主权控制权（可在特定区域降低精度甚至关闭），让全球用户在依赖的同时，命脉仍握在美国手中。SWIFT 作为全球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将金融信息传输协议标准化（ISO 9362），并内置政治制裁功能，可将成员国排除在国际结算网络之外。F-35 战斗机体系更是军事版的“平台锁定 + 协议嵌入”，不仅依赖硬件，还通过软件与后勤网络把零件、升级、维护全部绑定在美国的认证与供应链内。在商业领域，苹果 App Store 与 Google Play 的分发协议与审核规则，本质上也是商业主权的一部分，直接界定了哪些业务形态可以存在，哪些会被彻底封杀。Palantir 只是把这种早已存在的“协议即权力”的逻辑，推向了数据、算法与决策结构的核心位置。那又怎么样呢？以前抢了现在继续抢，那现在又有什么特别的——特别在于科技右派如何看待AI，以及AI范式下他们打算抢什么。在科技右派眼中，AI 从来不是一件中立的工具。他们不会把它看作单纯的计算能力，而是一个可以嵌入价值观、权限结构与战略优先级的执行器；它不仅能算，更能在运行中执行特定的政治与文明逻辑。在这种视角下，AI 还是一种主权延伸器——训练数据的选取、推理路径的设定、决策边界的划定，都是主权版图的一部分。谁掌握了这些，谁就能在未来的制度运行中占据主动。此外，AI 对他们来说还是一台规则编译器：如果协议是“文明的源代码”，那么 AI 就是即时编译并执行这些代码的引擎，一旦逻辑模板被写好，运行过程中就会不断强化设计者的价值观。因此，在 AI 范式下，科技右派想要“锁定”的，并不只是接口或市场份额，而是智能运行的底层条件——让未来的机器在他们的规则里“思考、取数、行动、更新”。换句话说，要把“能学什么、怎么看世界、能做什么、谁能改它”全部写进规则里，使智能的运作永远被限制在特定的文明边界之内。围绕这一战略目标，他们会在九个关键环节设下锁链：算力与根信任：通过指令集、加速栈、安全芯片、远程证明与安全启动链，锁住“能不能跑、跑在哪里、谁说了算”。密码学与密钥治理：通过加密算法标准、KMS/HSM、跨域密钥托管，锁住“谁能解密、谁能审计”。数据主权与身份权限：通过数据分级、零信任/ABAC、跨域共享网关，锁住“谁可见、谁可改、何时可流动”。语义本体与标签体系：通过统一的领域本体和标签模式，锁住“世界被如何切分与命名”，即模型的意义坐标系。训练与评测协议：通过训练数据许可、清洗准则、评测基准与安全卡尺，锁住“模型学什么、什么算好”。推理与工具调用边界：通过工具目录、作用域、费控与联网策略，锁住“模型能做什么、能调用谁”。部署与更新通道：通过模型注册表、版本控制、熔断与回滚机制，锁住“谁能改它、何时改、改了可否撤”。采购与合规适配：通过采购白名单、认证体系、审计模板，把“适者”的定义直接写进招标评分表。联盟与条约标准：通过跨国数据/安全协定、行业或军标互认、共同威胁模型，把技术规则固化为长期的政治承诺。在这一整套设计里，AI 已经不只是运算系统，而是被当作文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锁得越深，未来越难逃出他们设定的框架。（ 3/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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