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安康。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我想有必要再明确一些事情:为什么我不支持指责六四的学生和市民?当年的悲剧根源到底是不是没有见好就收?以及中共是怎么搞群众运动的?其实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从不支持对学生市民乃至被骂最多的六四领袖们的指责。那么悲剧根源到底是什么? 我们得先看看六四爆发的原因。许多人纠结于六四与中南海某某人某某派的关系,用半阴谋论的观点考究政治内斗对六四发起和走向的影响。其实论证半天,还没有邓小平自己总结的准确:“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大小的问题。” 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简单点说,前者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坍塌的历史剧变,后者指的是文革结束叠加改革开放,经济要素发生改变,同时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人心思变。 用拟人化的修辞来比喻:这是中国这个再次睁眼看世界的人,想搭上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民主转型的国际顺风车,向文明方向的一次踉踉跄跄的跳跃尝试。 只不过,中国这个东方的专制堡垒过于坚固,其专制传统与文化,叠加共产党的极权本质,导致其反扑的顽固与凶残,冠绝各共产党国家,举世仅见。 如果我们也把六四的悲剧根源分为大气候和小气候,那么上述就是大气候。中共夺江山,尸山血海,对任何可能丢江山的事情,也必然回以极度凶残的反扑,这是六四换来的血的提醒,若对此心存侥幸,下一回可能还会被中共干得人仰马翻。 若说到小气候,那因素就多了,你可以分析许多技术层面的细节,比如老生常谈的邓小平怎样怎样,赵紫阳怎样怎样……这里我只抽一点:那就是见好就收的问题。 见好就收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持续争议,其实原因很简单——从事件的发展脉络和外在表现看,在当局最逼近妥协的时刻,抗议运动的确没有见好就收。若当时见好就收,后续也确实有很多可期待的可能性。这么一想,又怎能不令许多人扼腕叹息? 但问题在于:见好就收,既能判断好也能收得住,意味着你必须对运动可以收放自如,而要收放自如,前提和基础是——你有强力而稳固的组织。 这对两个气候掀起的临时性的街头运动六四来说,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这样一场运动,必然会呈现出所有临时性街头运动的特点,也包括局限性。从领袖到普通学生市民,当然不可能表现得像中共当年在国统区长期经营的群众运动那样收放自如。无论是犯决策上的错误,还是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可以预见和理解的。 但说一千道一万,刀把子枪杆子不在学生市民手里,流不流血杀不杀人,这个主动权没有一天在抗议者手上。要说清场,当局手段多得很,是否有必要像对付外国军队那样,必须要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出动坦克,出动野战军乱枪扫射才能清场?这个判断和施行,完全掌握在中共实权派手里,他们理应对此负全责。 所以,指责一场临时性的街头运动没有见好就收,完全是无视了“组织”这一关键要素的缺失。更何况在中共长期有意识的将社会打散成原子化的情况下,比起那些尚存不少社会自治的国家,中国社会更难在一场临时运动中涌现出快速将运动有效组织起来的团体。 至此,我们可以顺带提几句中共当年是怎么搞群众运动的? 简单概括就是三部曲:广泛交友、建立据点、发展外围。 通过交朋友,形成一个个朋友圈子,再从朋友圈子,升级为具备行动力的固定据点,再一步步发展外围,将领导干部及核心骨干藏匿在外围掩护下,从旁组织和推动各种群众运动,给当局上眼药水。 用平时结交发现的积极分子,准备和实施运动,又用运动,进一步识别和锻炼积极分子。中共在国统区的群众工作,就是这样滚动式发展向前。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无论是情报工作还是群众工作,都要依托秘密的地下网络才能有效的运转和维持。所以我一直在说,不要心存侥幸,幻想突发性的运动像天降海啸一样冲垮中共的统治,而是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的在中国境内编织地下网络。中共当年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等待时机”,今日依然可以拿过来用。 总之,要组织起来,要高度的组织化起来。历史需要我们组织的不是简单在投票日拉票的反对党,而是一个要从中共手里夺取政权的,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 唯有补上缺失的组织这一环,我们才能收放自如,才能避免再一次的悲剧,才能有机会在未来某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胜利者的姿态,纪念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