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 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十五） 高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