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

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同样如此。 沟通的能力是需要在沟通中磨练的。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只能在聚集了足够人口的地区才有机会通过大量沟通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才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要完成世代的积累，一个家族需要数代从商，才能让子孙在商务沟通、风险控制的能力上能够“家学渊源”。在有机会进行代际积累的家族、民族中，要让合作能力达到足以推动文明进程的程度，又需要许多历史的机缘巧合。 文明的萌发是艰难的。 但人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即使在发展出了最成熟的伤害链系统的地区，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合作性的追求。 一部《三国演义》，在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故事里，人们向往的是生死相从不离不弃的合作情谊。 在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宋人推崇的“祖宗之法”里，体现的是社会对“游戏规则的确定性”的共同追求。 在没能发展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地区，人们并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可合作性，不想强化社会的合作能力的。 在产业链逻辑终于获得足够的动能，在北美大陆上点燃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以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合作能力”方面的竞争。 越擅长合作的民族，越擅长合作的国家，就越繁盛越强大。 越有利于促成社会合作的文化观念，就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被邻近地区的族群仰慕、效仿。 儒家文化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在它通过确立家庭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强调个人操守增强了信徒的可合作性后，它曾经成为周边许多小邦小国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它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增强社会成员可合作性的文化工具。 而且它也曾试图完善自己。 但所有的努力都经不起持续的内耗。 只要家庭内部的伤害链仍未解构，只要孩子仍在从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压制里学会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从这种传承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成为经得起考验的合作者。 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时，在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的“可合作性”时，他们就常常表现得令人失望。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成员在政治能力上的演变，但从这个角度其实更容易看到真相——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怎样的男人，在百姓面前就会是怎样的官员。 在合作性上，在值得信任的程度上，在会不会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试图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总是一致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总是一致的。 会在家庭内部使用暴力手段的民族，当然会在社会事务上使用暴力，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使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暴力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最熟悉的手段，最擅长的手段。 也因为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不熟悉不擅长，不、会、用！ 对非暴力手段的熟悉需要代际积累，而这样的代际积累，需要对非暴力原则的代际坚持。 需要爷爷不打奶奶，爸爸不打妈妈，需要每一代人都坚持家庭内部的非暴力行为准则，令非暴力原则成为这个家族的“祖宗成法”。 然后，从这样的家族传统里，才会走出专注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因为熟悉、擅长各种沟通技艺而天然倾向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一个又一个能够轻松自如地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民族。 政治的非暴力化，实际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普遍达到某个水准之上才能有的“水到渠成”。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合作能力提升到现代化水平的结果。 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合作能力的提升，一直受到伤害链逻辑的阉割和阻碍。 我们习惯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伤害，习惯了合作者的不可信任，习惯了对暴力手段的坚持。 因为我们习惯了被至亲的人伤我们的心。 可这是错的。 这是让我们难以走向文明的真正障碍。 也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让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难以在家庭内部学会非暴力沟通，学会与合作伙伴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学会各种应该学会的合作技巧，学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暴力手段的真正障碍。 它令我们难以完成代际积累，难以成为更强的合作者，也就难以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它令民族难以走向文明，令国家难以走向文明，也令个人难以在文明国家拥有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 由原生家庭、原生文化环境导致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合作能力不足，需要被注意到。 因为“合作性”这个指标，对于现代化，是关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