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rice
2周前
1978年,越南政府实施严酷的排华政策,载有2564名难民的“海虹号”船先后被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等地拒绝登岸,致使他们绝望的漂泊在公海上,面临死亡的威胁,却在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伸出援手。 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曾犹豫不决,虽然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的难民,但从来没有收留过欧洲之外的难民,总理勃兰特的难民接收政策,曾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就连他都不愿意接受越南华侨难民,直到下萨克森州州长 Ernst Albrecht站出来,他悲悯这场人间惨剧,决定收留1000名越南华侨来西德,这一举动改变了德国政界对华侨难民的态度。 1978年12月,第一批163名难民抵达下萨克森,ErnstAlbrecht对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经历了多少苦难,我们与你们同在,你们来到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你们不需要再害怕,而是可以勇敢和乐观地开始你们的新生活”,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德国政府和社会为这些难民提供了社会福利,就业援助,语言培训和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帮助,使他们能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德国政府答应收留1万名越南华侨难民,后来提高到2万,至1982年,德国实际接收人数达到了4万多,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但它确记录下了德国人陪伴越南华侨难民度过至暗时刻的那段岁月。 值得注意的是:“海虹号”船上的2564名难民最后分别被德、法和加拿大等国接收,而第一个表态接收他们的下萨克森州州长 Ernst Albrecht,就是当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父亲。
Fairice
1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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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戴笠的孙女,无人敢娶,最后嫁给了一名汽修工 1945年,戴眉曼出生于浙江江山戴公馆,那时,她的祖父戴笠正处于权力巅峰。 然而,仅仅一年后,戴笠因飞机失事葬身火海,戴家的显赫也如大厦倾倒。 1951年,父亲戴善武因“反革命罪”被枪决,母亲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仓皇逃亡,却将年仅6岁的她托付给戴家老厨娘汤好珠。汤好珠将戴眉曼改名为“廖秋美”,开始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隐姓埋名人生。 在衢州江山的山村里,戴眉曼的童年与锦衣玉食毫无关系。7岁时,她就已经能踩着板凳做饭、洗衣;12岁穿上草鞋,与男孩子一起上山砍柴,背篓里的柴火压得她脊背微驼;15岁就成了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一年挣2000多个工分,抵得上成年男子的工作量。她的双手布满老茧,皮肤被晒得黝黑,但戴家血脉里的那份坚韧始终未曾褪去。 “戴笠的孙女”成了她身上难以撕下的一道“身份标签”,更是一种沉重的枷锁。 特殊时期,她被安排去清理猪圈、修水渠,寒冬腊月赤着脚踩在碎冰上,红肿的脚踝渗着血。相亲时,男方一听说她的出身,便落荒而逃。 后来,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一位汽车修理工——谢培流。他技术好,人也长得帅,最重要的是,他不嫌弃戴眉曼的身份。他说:“戴笠是戴笠,你是你。” 两人领了结婚证,婚后恩爱有加,过了几年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1968年,风暴再次袭来。戴眉曼因身份被下放农场劳改。她主动承担起清理猪圈的脏活,裤脚浸泡在粪水中,结出冰碴,她却依旧挺直腰板。 丈夫谢培流顶住压力,带着孩子在农场旁搭起窝棚,用捡来的废铁为她打制取暖的火盆。两人互相鼓励,互相陪伴,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1991年,两岸开放探亲的春风吹进江西上饶。 那年,64岁的戴眉曼握着台胞证,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她见到了阔别42年的母亲郑锡英。这个当年为保全家族而忍痛弃女逃亡的老人,如今瘦骨嶙峋。她颤抖着抚摸戴眉曼掌心布满老茧的手,泣不成声:“我对不起你……” 戴眉曼轻轻摇头,把母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那一刻,她不再怨恨。她终于明白,在历史的洪流中,很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 晚年的戴眉曼定居在江西上饶,过着平凡宁静的生活。她的三个子女中,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跑个体运输,女儿在纺织厂做统计员。每逢春节,儿孙绕膝,她感到很满足。 2016年,当台湾老军统们邀请她参加戴笠纪念活动时,她身着素衣,站在祖父墓前,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生不逢时罢了。” 转身时,衣摆扫过荒草,仿佛拂去一个时代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