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企业家

抗战时期,大白兔奶糖的创始人冼冠生,竭尽所能的支援抗日,然而1952年,他却在上海跳楼身亡。 1952年初春的某个清晨,上海漕河泾街头,一声沉闷的巨响打破了黎明的寂静。人群很快聚拢过来,只见冠生园办公楼下躺着一个身影,满头银发染了尘土和血迹。 人们认出来了,那是冼冠生——那个被老上海尊称为“冼老板”的传奇实业家,也是大白兔奶糖的创始人。 没人想到,这个从广东走出来的男人,曾在战火中坚守实业、舍命支援抗战,却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 几十年前,他怀揣梦想、孤身一人来到上海,靠在“竹生居”做杂工起家。彼时的他还只是个16岁的少年,家道中落,无奈离乡求生。 他在厨房一边洗碗一边偷学做小食的手艺。多年摸索后,他用攒下的工钱开起“小雅园”,卖起陈皮梅和果汁牛肉,口味独到,很快引得门庭若市。 1918年,他将“冠生园”升级为食品厂,打破了传统作坊的限制。他擅长营销,把广告打到报纸、电车车身上,还请来“电影皇后”胡蝶代言月饼,那年上海人几乎家家吃月饼,嘴里都是冠生园的味道。 可就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冼冠生没有犹豫,亲自带着卡车装满饼干、罐头和糖果直奔前线。 他说:“国家都守不住了,企业留着有何用?”但几个月后,上海沦陷,他的厂房被炸、门店被掠,漕河泾农场甚至被日军当成了临时军营,一夜间倾家荡产。 他没有就此倒下,而是带着设备一路转战,从武汉到湖南桃源县,在山区重建工厂。缺电,他拉人踩踏发电;缺原料,他用牛肉、黄豆改良罐头配方。 员工吃粗粮、住茅棚,却没有一个人喊苦,因为他们知道,那一罐罐食物,是为前线的将士送去生机的。 后来他重返上海租界,从零开始恢复生产,同时在重庆开新厂、办中学、助贫困学童。他总说:“企业不是只为赚钱,民族还在火里,咱不能只想着口袋。”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力配合国家政策,压缩高端糖果、扩大大众食品销售,还亲自培养下乡推销员,把产品送到千家万户。陈毅市长当时都表扬冠生园是“民族工业改造的模范”。 然而,1950年“二六”轰炸后,企业陷入危机。他没有裁员,反倒一个一个走访职工、安抚情绪,许诺:“咱是一条船上的人,一起想办法,不抛弃不放弃。”不少员工自愿降薪,工厂终于挺过来。 可危机刚缓解,“三反五反”运动便席卷而来。他被指控有“五毒”行为,要交代“资本家罪行”。冼冠生一辈子靠清白做生意,这种毫无根据的羞辱让他日夜难安。 他回望一手打造的冠生园,回忆起抗战的枪火与坚持的信念,在反复的压力与自省中,他选择从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64岁的生命。 “人的一生要有几回对得起天地。”这是他曾挂在厂房墙上的话。他始终信这句话,所以才会用生命抗争。 他走了,却留下了大白兔。 这颗奶糖诞生在他去世的前后,用真牛奶熬煮、糖度恰到好处,外包是淡蓝白兔图案,甜中带着厚重的奶香。在六七十年代,奶糖稀罕,有它的果盘都能成为节日“面子”。有孩子含着奶糖不舍得咬,只为慢慢品它的味道。 它成了中美建交的“外交使者”,也成了华人儿时的集体记忆。 但更珍贵的是,它背后那段被尘封的奋斗史。冼冠生不是单纯的商人,他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愿舍尽所有的人,是那个愿把企业命运与民族命运绑在一起的人。他的苦,他的执着,他最终含冤而死的沉痛,正如甘地所说:“在压迫与误解之间,坚守信念的人,终将为后人树碑。” 而今,大白兔仍在,味道未改。 咬下去,甜味渐浓,不只是糖,更是冼冠生留给这个时代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