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派之争

6天前

左右派之争，悲惨世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右派青年领袖之死，公开行刑式刺杀，政治战争的残酷，左右之争的白热化，我要说说《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这本小说。大文豪雨果。芳婷：左派家庭未婚先孕的少女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少女，美丽、纯真，却没有社会地位与保护力量。年轻时被一个轻浮男子的甜言蜜语所诱惑，生下了私生女珂赛特，却被无情抛弃。这是一场典型的“浪漫主义骗局”。在工厂里，芳婷勤劳肯干，却因为未婚先孕的身份而被同事排挤，最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从此，她的人生进入急速坍塌：先是卖掉一头秀发，又被迫拔掉门牙贱卖，最后不得不沦为妓女。雨果冷峻而毫不留情地记录了她的堕落，仿佛在展示社会制度如何一步步摧毁一个弱者的生命。然而，放眼今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当代法国，未婚先孕早已不再是无法承受的耻辱。相当一部分新生儿是非婚生子女，单亲妈妈也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支撑。芳婷若活在今天，她或许无需把珂赛特送人，而是可以直接领取儿童补助、住房津贴，甚至在某些地区连房租都由政府承担。她甚至可能选择继续单身生子，只要孩子足够多，每个月都有数千美元的福利到账，几乎无需工作。然而，一代芳婷，代代芳婷。福利制度的初衷是防止女性落入“芳婷式”的悲剧，却在某些社区里代代相传，固化为一种文化循环。男孩在无父之家长大，成年后又留下更多私生子；女孩熟悉整套福利领取流程，也继续走着同样的道路。结婚？从未认真考虑过，因为婚姻反而会让她们失去补助。于是，新的芳婷一代代诞生，“代代芳婷”，成了社会的阴影。左派的福利政策本意是慈悲，但也在无意中制造出大量 dysfunctional 的家庭结构。那些右派所坚持的“正常”：为家庭辛勤奔波的父亲，善良美丽的母亲，在许多家庭里早已不复存在。雨果笔下的芳婷，是19世纪的悲剧；而现实中的芳婷们，则成了21世纪福利国家的悖论。全身刺青的左派青年，染着鲜艳色彩头发和全身各种金属环的左派少女。县城婆罗门沙威 vs 县城小混混青年冉阿让县城婆罗门沙威 vs 县城小混混冉阿让——这就是《悲惨世界》里最尖锐的对立。沙威为何对冉阿让穷追不舍？表面是执法，深层是阶层的蔑视。沙威出身低微，却通过进入体制爬上来，变成县城里的“婆罗门”，一种自以为稳固的中层秩序的化身。他对冉阿让的愤恨，并不是因为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而是因为冉阿让代表了体制之外的可能性：一个混混居然可以变好，甚至比体制内的人更有道德力量。沙威问：你为什么不当公务员？为什么不在十几岁就像我一样，去追求秩序、依附制度？这是县城婆罗门的逻辑：我所选的道路就是唯一的正道。你冉阿让若不走这条路，就该一辈子伏在阴沟里。而冉阿让的反击，是通过一生的行动：他用善行、用救赎，证明“体制外的混混”也能走出一条高于法律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终身寻求救赎：为了证明人类可以超越标签。然而，沙威之所以最终无法接受冉阿让的救赎，是因为那会动摇他赖以存在的全部意义。若冉阿让能自我救赎，那法律与制度的绝对性就被削弱了。沙威宁可毁灭自己，也无法承认体制外的人可以比体制内的人更高贵。换句话说：沙威象征县城婆罗门的自恋与优越感，活在秩序和身份的幻象里。冉阿让象征县城小混混的痛苦与可能性，他的人生不是直线上升，而是痛苦跋涉中的涅槃。道德洁癖，伴随一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优越感，甚至带着法利赛人式的宗教姿态——这种态度，倒和许多右派的气质颇为相似。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我确实听见了。那不是雨果笔下的1832年巴黎街垒，而是2008年的“占领华尔街”。这是现代版的法国大革命呐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者恒富，穷者无望。不同的是，今天的人民手里有了广泛的沟通工具，文化水平也足以看穿资本积累背后的剥削逻辑。当他们在网络和街头集结，所燃起的，已不只是情绪，而是对制度性不公的清醒反抗。那一刻，本来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大火。可就在火苗即将点燃时，有一个意外的变量介入，像一桶水浇了下来——那就是中国。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祭出了强力的举措：天量刺激、基建狂潮、出口扩张，把全球的生产链、消费力和流动性全部硬生生拖了回来。华尔街的火焰没有烧透，美国的体制暂时缓过一口气。于是，“占领华尔街”的怒吼逐渐散去，青年们回到日常，革命的浪潮被压制了下去。然而，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延迟。资本的逻辑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精致化、全球化。中国救的不仅是华尔街，也是在帮整个旧秩序续命。人民的歌声因此没有停息，而是潜伏在地下，等待下一次的爆发。还给不给年轻人活路？雨果写的是街垒与子弹，而今天的街垒可能是区块链、AI模型、社群共识。珂赛特，马吕斯，爱潘妮，安灼拉，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人民哪有什么界限呢？珂赛特，那她要按照她的出身，连艾潘妮都不如，但她却成了右派心目中完美女性的化身：纯洁、顺从、光明，雨果笔下的“光之少女”，甚至像是十九世纪版的 Sydney Sweeney，一个需要父权与守护来托举的形象，是靠冉阿让用生命去托举的。马吕斯，贫困贵族出身，出身“右派”家庭，又投身于左派革命。出身右派家庭，却转身投向街垒。他既有血脉的保守负担，又有浪漫的革命激情。爱潘妮，出生底层，把自己活成了个女混混。就是左派叙事里的“原生家庭之痛”啊，但是她对马吕斯的爱情不真挚吗？为了保护马吕斯，替他挡下了子弹，死在他怀里，她就不高尚吗？所以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哪有什么界限？没有敌我，如何有战争？如果真的划不清界限，又何来左右之分？宗教式右派的解法？政教早已分离，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圣经的经文早已封卷，不会再多出一个字，它所能救赎的是个人的灵魂，而不是正在坍塌的社会结构。眼前的问题依然存在：制度的腐败、秩序的失衡、阶层的撕裂，这些都超出了经典所能提供的解法。过去的圣典可以安慰人心，却无法修补现实的裂缝。社会的未来，需要更加高维的智慧。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刺杀都是人类秩序的容忍底线。政治是一个高风险游戏，本兔子早就吓的瑟瑟发抖，躲洞里去了。走之前写文一篇。

#左右派之争 #悲惨世界 #社会福利悖论 #阶层对立 #政治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