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重患者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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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患者 难找跨省救护车】今年4月，一辆民营救护车将身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收费28000元，无价格明细，无发票，家属对此产生质疑。目前，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责令其退回了不合理收费，并暂停医疗转运服务。两年前，正是一辆民营救护车跨省将蒋梵病重的女儿送往上海。看到新闻后，蒋梵感到愤怒的同时，更有一丝隐忧：“他的行为，切断了未来危急重症患者跨省转院的后路。”目前，在分级诊疗的背景下，原则上不支持患者在异地三甲医院之间转院，“地区三甲医院能治99%的病。”有医生说。然而，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确有差异。即使同为“三甲”，不同医院也有不同的擅长专科领域。有研究表明，约50%的危重症患者会经历院际转运。公立120实行属地化管理，不提供跨省转运。许多非急救转运机构明确表示，不再承接危急重症患者的长途转运服务。蒋梵表达了困惑和担忧：“像我们一样的患者，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跨省转运体系呢？”如果没有，在“救护车收费2.8万元”事件之后，有跨省需求的患者想要坐上一辆“安全”的救护车，还能怎么做？大多数人都是在不幸成为那1%的时候，发现这条救命的路并不畅通。“‘黑救护车’存在的原因就是合理的需求得不到正规渠道的满足。”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武秀昆总结。但他也指出，什么样的车是“黑救护车”，和运营它的主体无关，“黑救护车”的基本特征是低成本投入和低成本运营，这在一些经卫健部门审批报备的“正规”转运救护车上，也很常见。这些“黑救护车”长期运行、医疗设备型号简陋，且不配备有具备急救能力的医护人员。在这类车上，不仅患者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还有可能遇到漫天要价、中途加价的乱象。五年前，张凤琴的女儿刘丽丽就死在一辆“黑救护车”上。上午10点40分，该车从吉大一院出发，途中两次补充氧气，在服务区，两名医护提出下车吃饭，时间一再耽误，张凤琴着急了，她拿出预备的面包、火腿，提出让他们先“垫垫吧”，到北京协和医院再给他们拿点钱吃饭，对方不愿意。在救护车上，刘丽丽的病情出现了变化。张凤琴看见，医护人员给刘丽丽注射了三针药物。“我问她打的什么药，她不说。我要看，她也不让我看。”张凤琴记得当时监护仪上女儿的心率急速下降，医护人员在给刘丽丽做心肺复苏的过程中她已经呼吸不畅，口鼻冒血。当晚11点半左右，刘丽丽在救护车上不幸去世。事后，张凤琴得知，这辆印有“吉大一院”标识的救护车并不属于吉大一院所有，而是归属于仁康急救站。张凤琴将吉大一院和仁康急救站告上法庭。蒋梵的女儿在转运到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后，病情得到控制，并进行了根治手术。医生告诉蒋梵：“如果再来得晚一点，孩子就没有抢救机会了。”如今，女儿已经和其他正常的孩子无异，只需定期复查。作为全国最大的儿童医学中心之一，许多外省家长为了送孩子来到上海接受治疗，用尽了一切办法。蒋梵见过一位山东淄博的爸爸，因为当地医院拒绝提供跨省市转运服务，只能冒险开着私家车将刚满月的孩子送往上海。在手术室门口，这位爸爸告诉蒋梵，当车停在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门口时，他全身瘫软在方向盘上，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武秀昆坦言，在目前的情况下，靠财政独立投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跨省转运运营系统，几乎不可能。至少在当下，还是应该支持非急救转运市场化、商业化，让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2018年起，针对部分省市存在“黑救护车”非法开展非急救患者转运工作的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意见》，明确表示将启动相关制度建设，研究制定非急救转运服务的规范性文件、准入标准、车辆技术要求和收费标准。遗憾的是，行业标准的形成需要时间，目前国内仍未有针对“非急救转运”的全国性的指导意见。武秀昆亦观察到，“非急救转运”无法呼应急症患者长途转运的需求，其中的原因有急救行业从业人员短缺、难以职业化等无奈，很难在一时间得到解决。患者合理的需求应当得到正规渠道的满足，武秀昆认为，规范的跨区域非急救医疗转运体系或迟或早，终会建立。他期待，未来有一天，我国也会建立一个类似“120”那样的指挥调度系统， “当你一筹莫展之际，可以拨通这个号码，找到一辆正规的跨省救护车。”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sys_link: 危重患者，难找跨省救护车 https://mp.weixin.qq.com/s/an3S5p3tvXvdkp5coxcWsg :icon_weibo: https://weibo.com/5890672121/PCrR7f9q6#搜狐新闻
救护车收费2.8万：调查深入，监管待加强· 9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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