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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揭露毛泽东晚年真相,档案资料重现历史真相!

根据《动向》杂志5月刊报道,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及档案资料,揭示了多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张玉凤表示,这些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由警卫组长保存,直到2002年十六大前夕才归还。她担心当时的江青和汪东兴会拿走这些资料。此次揭露可能对理解1989年天安门事件及其背景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当时中共高层的决策过程及历史责任的探讨。

05:41寒山:林彪为什么把毛泽东叫做B52? 凡是40年前听过中央文件传达的人都会记得,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反毛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文件中还有一些隐晦的用词,后来也都有解释。但文件中把毛泽东称为“B52”,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一个交代,只是含含糊糊地 说那是林立果小集团给毛泽东起的代号。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要用“B52”来指称毛。不过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B52” 是美国空军的超级轰炸机,可以携带核弹,是美国50到70年代最有威力的战略威慑力量。但对于中国人来说,B52 还有它特殊的含义。当时中国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越南战争的新闻。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动用了大量的B52,对越南狂轰滥炸,造成摧毁性的破坏。但由于 B52 的飞行高度,它虽然不是超音速飞机,但却很难击中。越南方面好不容易打下一架,要大张旗鼓地庆祝。 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B52多少像征著庞大,霸道,力量,难以接近和消灭。但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破坏和毁灭。人们对它又仇恨,又恐惧,又无可奈何。 我猜测,这些很可能和林立果他们把毛泽东称为B52有关。在《五七一纪要》中,林立果等人控诉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形容毛泽东为“变态狂和自大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指控毛“将中国国家机器变成一座巨大的绞肉机,屠杀和虐待人民。”还指出“毛一肚子坏思想坏水,都是杀害民众的重磅炸弹”。 这些说明,用“B52”来指称毛,至少在潜意识里是把毛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和B52对越南的轰炸相比。其次,《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很多讨论如何将毛除掉的内容。这方面更多的讨论是在私下和秘密会议上进行的。由于毛泽东十分怕死,也知道自己手上不知有多少人命,党内就有很多人对他不满和仇恨,因此他的保卫十分严密,而且行踪鬼鬼祟祟,经常有出人意料之举,说不走又走了,说走又不走,说去这里半途又改变目的地,使得林立果和他的追随者伤透了脑筋。有人甚至建议实在不行就在国庆节趁毛在天安门上时用直升飞机去撞。这些就像越南人为了打一架B52下来一样困难。 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管对林彪和林立果的评价有什么改变,在他们把毛称为B52的背后,可以说凝聚了对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的仇恨。
朱韵和
08:19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 5 月 16 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而 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5 月 19 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 压。 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还有足足 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 4 月 21 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 1500 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5 月 17 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如果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是邓小平决定调兵的原因,那 5 月 17 日之前邓小平、杨尚昆 4 月 21 日开始即紧急调 兵进京,又是因为什么呢?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 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不说反而不是阴谋,而 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真是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他当初要赵紫阳在中央全会上那么讲,要中央委员 会有一个并未作成决定的决定,是因为他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必须获得这样一层合法授权;但他从心底里蔑视这种授权,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中央委员会赋予的——真相也确实如此,并非中央委员会给予了邓小平最终决策权力,而是邓小平通过胁迫中央委员会而不正当地获取了这种权力。因此,不管是什么场合,邓 小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就像小偷不愿意别人提及他偷到了东 西一样,哪怕你是敬佩他的偷技、赞美他的赃物,也不管你是否提及偷盗。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Guoguang Wu / 吴国光
07:15编程随想:山雨欲来的1989年 话说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89年。在天朝,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往往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通常是天朝的屁民产生普遍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并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某个事件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就在短时间 内爆发了。北洋时期的五四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挺熟悉),文革时期的四五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较陌生),89年的“六四运动”亦如此。此规律不仅适用于天朝,老外也一样(不信请看今年中东流行的“茉莉花革命”)。    所以,今天俺要跟大伙儿聊一聊:在1989年的年初,天朝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球政治形势——共产阵营开始瓦解 先说说89年的国际政局。跟天朝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土崩瓦解。 ◇苏联 共产阵营的瓦解,首先开始于苏联。    大伙儿都知道,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脑门上有胎记的那哥们)。他面对苏联内外交困的局面,被迫推行政治改革。在1988年夏天的苏共党代会上,戈同学提出了苏联的改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同年,戈同学还宣布释放苏联所有的政治犯,并且为斯大林在历次大清洗中的遇难者建立纪念碑(说到大清洗,苏联的斯大林、纳粹的希特勒以及及天朝的毛太祖,并称20世纪三大刽子手)。    到了1989年的3月份,苏联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大选(类似天朝的人大代表选举)。其重大意义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参加选举。那次大选中,苏共的保守派候选人多有落选,反而像叶利钦这种激进改革派以高票(89.4%)当选。另外,很多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比如萨哈罗夫)也高票当选。很明显,苏共作为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民心。    除了允许党外人士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戈同学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是: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按照当时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让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道路。原先东欧那些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苏联老大哥的附庸国。好几个东欧小国,都是靠着苏联的武力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一旦苏联放弃干预,东欧的共产党就纷纷垮台。 ◇波兰 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共产党(全称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简称波共)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它是被波兰的团结工会击败的。    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一直是非法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到了1988年,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波共再也无法压制团结工会,只好承认其合法地位。于是团结工会就从地下组织变为公开活动,并迅速壮大。到了1989年,波兰的1200万工人中约有900万人加入团结工会。    顺便说一下,波兰在1989年6月4日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彻底击败波共。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个共产政权调动野战部队,开始在自己的首都杀人... ◇匈牙利 在那年2月,匈牙利政府宣布为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平反,并称其为“人民起义”。在平反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天朝对“六四事件”也是这么定性的)。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声明,着实让天朝政府尴尬。因为当年就是天朝的毛太祖极力怂恿,才让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出兵匈牙利。    顺便扫盲一下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    此事同“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大学生最先发动,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都震惊世界,当局都动用正规军(包括坦克)进行镇压。不过,匈牙利的老百姓还是比天朝的屁民牛B一些,他们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很多人跑到军火库抢武器,然后跟军方展开巷战。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在最后关头派出精锐部队,光靠匈牙利本国的军警,还未必能摆平。 ★国内政治气氛,民主人士重新活跃 介绍完国际形势,再来说说国内政治形势。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 大概是受到了苏联改革的鼓舞,天朝的一些民主人士再度活跃起来。俺在《八六学潮始末》一文提到的方励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方校长在“八六学潮”后,已经被罢官并被邓太上皇点名开除党籍。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没有顾忌,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全盘西化”。有可能是受到戈尔巴乔夫释放政治犯的启发,1989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方励之就发表了《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朝廷关押的政治犯。    这封公开信引发了连锁反应。到了2月初,著名诗人北岛,联络了33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发了另一封公开信《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上面签名的名人有:吴祖光、冰心、萧乾、李泽厚、包遵信、王若水、陈军等人。然后,在二月底是《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联名签署的有王淦昌、许良英、茅于轼、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再然后是三月底的《文化界给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联署人有戴晴、徐友渔、史铁生、严家其、李银河等43人。(上述公开信的内容在"这里")    这些公开信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党国高层推动政治改革,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公开信的联署人,很多都是天朝各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有些人名,大伙儿应该常听说),有不小的影响力。 ◇大学生心潮未退 虽然“八六学潮”没有掀起太大动静就平息了。但是国内很多高校的学生并未善罢甘休。正所谓学潮退了心潮未退。朝廷官方在1988年搞的一份名叫《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很能说明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下是俺从问卷调查结果中摘录的部分数据: 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 39.7% 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无法实现 25.0% 这个问题说不清楚 对共产党的看法 53.4% 不想入党 45.65% 党风越来越差 15.85% 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八六学潮的看法 53.56% 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的弊端和不正之风 14.27% 八六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 42.32%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 5.7%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要积极参加 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41.71%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5.65% 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 8.77% 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 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当时的大学生,不满情绪很明显。而且很多人在问卷中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该调查结果或许是偏乐观的——实际的不满情绪会更严重。除了这个问卷,党国官方也搞了其它一些调查:据说在团中央和国家教委1988年下半年提交的相关报告中,都警告了大规模学潮的潜在风险。 ★国内经济形势——基层屁民意见很大 说完政治层面,再来说说经济层面。 ◇物价飞涨 1988年,天朝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物价飞涨。物价猛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于是屁民们纷纷去银行取钱抢购商品。很多地方因此出现挤兑(银行挤兑这种事情,在天朝是很罕见滴)。仅在第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额就降低了300亿(当时全国居民存款额是4000亿)。对1988年的抢购潮,年纪大一些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80年之后出生的网友,可以问问你的父母。    朝廷官方为了稳定人心,赶紧让国有银行开办保值储蓄的业务。保值储蓄的意思,就是确保长期存款利息能够略高于通胀率。否则的话,以当时那么高的通胀水平,存在银行里的钱会快速缩水。    被物价问题这么一闹腾,很多老百姓手头的钞票都贬值了,心里非常不爽。 ◇腐败严重 另一个让屁民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党国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是天朝的老问题了。自从经济改革之后,腐败之风日渐盛行。有权有势的官员,想尽办法玩权钱交易的把戏,以此来大捞一把。    说到八十年代的官员腐败,其特色现象之一是“官倒”。可能80后、90后的同学,不太明白“官倒”是咋回事,俺大概解释一下。    那会儿,天朝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面上的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双规制。双规制就是说商品有两种价格:“官价”和“市价”。市价大家比较好理解,就跟现在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官价则是官方硬性制定的。当时的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计划供应,根据官价来采购商品。    由于市价通常远远高于官价,某些具有物资调拨权力的官员,就可以把某些商品(比如钢材)以官价调拨给自己的亲属,然后其亲属再拿到市面上以市价出售。这一转手就可以赚取2到3倍甚至更多的差价。 ◇屁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天朝的屁民中,虽然不乏热血青年及理想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屁民,都是很实在、很功利的。只要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受到明显伤害,通常是不会闹事滴。 然而,1988年的通胀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终于让这些屁民感觉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89年的学潮,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进来。
朱韵和
05:22据5月刊动向杂志透露,,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 ,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泽东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泽东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中国几千年都没能摆脱这种病症。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接班人」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泽东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动向》 动向杂志报导,迄今为止,已有九十多名原省部级高干、上将等老干部及其子女,向中组部申请撰写回忆录出版。其中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 黄永胜家属、江青的女儿李讷等。 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 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 。 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朱韵和
10:23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 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 重要的意义呢? 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根据本书,1989 年 5 月 19 日上午,邓小平宣布, 江泽民当总书记。从这到 6 月 24 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 江泽民为总书记,其间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从 6 月 1 日邓小平当面告诉江泽民要他担任总书记算起,这之后也还隔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正式”就任。李鹏记叙说(本书“5 月 31 日”一节),这是因为江泽民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 记。”本书第五章开头(“6 月 15 日”一节),李鹏更明确强调:“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 1987 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 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 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有意思的是,包括邓小平和李鹏在内,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反驳或者批评江泽民这个说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才宣布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经挑破,他们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 1987 年 1 月下台是违反党章的。根据赵紫阳回忆,1989 年 6 月 2 日,王任重、丁关根作为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第一次与赵谈话,就透露说,邓小平对这两位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 邓这个话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一贯举重若轻的邓来说,仅仅有这个话,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问题,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块心病。党的章程是党内的宪法,不合党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 事实上一下捅破了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是不合法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 4 月 23 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极力掩盖这一秘密的作为,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学潮一开始就对学潮高度反感、极度惊恐:他们认为,悼念胡 耀邦,就是抗议他们的不合法作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战他 们的不合法权力。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Guoguang Wu /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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