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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4月27日北京百万学生怒吼,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引发血腥冲突!

1989年4月27日,北京学生大游行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学运定性为动乱,逾百万民众支持,局势紧张。学生们为可能的流血冲突做好准备,留下遗书,展现出悲壮的决心。此事件成为八九学运的转折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与政治局势。

06:12高校学生对社论的反应——强烈反对 从4月15日胡先帝驾崩到4月25日,学生运动已经持续了10天,而且老胡的追悼会也已经开过了。参与运动的学生中,真正的积极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热情开始慢慢消退。而且到了4月底5月初,那些应届毕业生也要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所以,追悼会开完的三天(从4月22日 到25日),学运慢慢趋于和缓。上街游行的人数变少,大字报也变少。如果没有426社论,或许会像86学潮那样,渐渐归于平静。    但是捏,26日的这篇社论,突然把大部分学生给激怒了。当时的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不但反腐反贪是爱国的表现,争取言论自由也是爱国的表现。但是朝廷却把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这让人情何以堪?所以,这篇社论一下子就激发起大学生上街的热情和继续抗争的斗志。 ◇大字报 很多高校的学生听了25日的新闻联播之后,彻夜赶制大字报并贴了出来。根据官方的说法(参见《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45页),北京58所高校全天共出现1270多张大字报——俺真的很佩服当年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很佩服朝廷的爪牙彻夜统计大字报的敬业精神(当一条走狗不易啊)。 ◇示威游行 除了贴大字报,全国各地的很多高校在25日夜里就上街游行。(以下摘自《天安门文件》) 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其中尤以长春的规模最大。 我们摘录中共吉林省委二十五日二十三时五十分的报告: 今晚十八时三十分以后,吉林大学等院校约三千名学生从长春市主要等街道游行到省委门前静坐,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现在,学生们仍在省委门前静坐。据游行学生反映,他们所以上街,是今晚听到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称这次运动为“动乱”,感到很受刺激。他们一边谩骂《人民日报》社论,一边高喊“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口号。长春市中心的斯大林大街中段的交通堵塞了,机动车辆无法行驶。游行队伍到省委门口后,口号声响成一片,要求与省委书记对话,高喊:“何竹康,出来!” 围观的群众多达一万多人。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很多大学生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之后,学运被推向新的高潮。可以这么说,“426社论”是整个“六四事件”的第二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老胡逝世)。 ---编程随想:各界人士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应
朱韵和
06:11编程随想:“四·二六社论”出笼的经过 ★4月22日,老赵提出三原则 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几位朝廷要员(老赵、李鹏、杨尚昆...)送邓小平离开大会堂。老赵当着几位朝廷高官的面,向老邓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并得到老邓的认可。既然老邓认可了,在场的其它几位高官也无异议。 以下是赵紫阳的三条原则: 1. 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2.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3.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 俺个人觉得:如果当时的朝廷严格按照这三个原则处理学运,后来就不至于发生血腥镇压的惨案了。 ★4月23日,老赵出访朝鲜 按照原定计划,老赵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出访北朝鲜一周。 以当时的政局,老赵有理由推迟出访。早在新华门事件(4月20日)的时候,副总理田纪云(改革派骨干)就曾力劝老赵推迟访问。但是老赵坚持按原定计划去北朝鲜。为啥捏?俺觉得有如下原因: 1. 老赵低估了学生的热情——他认为追悼会之后,学生的热情会逐渐消退。 2. 当他提出的三原则被老邓认可之后,他更加觉得,事态会很快平息。 3. 他低估了保守派的阴险(后面会提到)。 老赵走了之后,排名第二的总理李鹏就名正言顺代理主持裆中央的工作(这就是传说中的“监国”)。这样一来,李鹏就有机会从中搞鬼。别看李鹏长得傻,政治手腕很会耍。他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狠狠地搞了一下。 ★4月24日,李鹏彻夜开会 ◇北京市委挑头 就在老赵离开京城的第二天上午,北京市长陈希同找到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两人的对话如下。请注意,陈希同首先使用了“动乱”这个关键词汇。 陈希同: 锡铭同志,全市高校统一的非法学生组织昨晚成立。这场学潮已公开出一支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学生组织来领导,这是公开的反动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在北京掀起一场动乱。 李锡铭: 事态的确已发展到非常严峻的程度。关于北京的局势,我们是否专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一次? 陈希同: 要不,我们先找老领导万里汇报一次,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 李锡铭: 那就请你与万里同志通个话,越早见他越好。 (上述对话摘自《天安门文件》) 《天安门文件》一书还提到: 李陈二人在下午15点去人民大会堂找万里,让万里拿主意。万里这个人,在经济方面是改革派(主政安徽的时候,搞了很出名的“包产到户”),但政治方面像是墙头草(后续帖子还会提到万里的这个毛病)。再加上万里当时是人大委员长,属于无实权的花瓶。所以当李陈二人找到他,让他拿主意的时候,万里就把皮球踢给李鹏(毕竟李鹏是监国嘛)。李鹏接到万里的电话——简直求之不得——当即提出连夜召开碰头会。 另据官方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41页)记载: 2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汇报了面临的严峻形势。 16:0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北京市形势。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 这几天学潮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大规模闹事的既成事实和继续扩大闹事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造成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李陈二人在15点找万里谈完之后,16点就赶忙开了北京市委的常委会。之所以如此紧锣密鼓,就是要赶在晚上的政治局碰头会之前,先得出一个结论(会议纪要),然后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说事儿。 ◇李鹏召开政治局碰头会 当晚20点,李鹏主持政治局碰头会。据《李鹏日记》记载,主要有如下朝廷大员参加: 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政治局常委)、杨尚昆(政治局委员、八元老之一)、万里(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宋平(政治局委员)、李锡铭(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丁关根(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希同(北京市长)、李铁映(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等。    李鹏一上来的发言就给会议定了基调: 今天主要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众所周知,自胡耀邦去世到今天,首都几十所高校学生已由写大小字报、上街游行、罢课发展到公开成立非法学生组织,极少数人操从并利用了学生,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接着,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这两班人马,纷纷夸大事态的严重性。下面是俺摘录自《天安门文件》的部分发言,粗体是俺标注的,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 李锡铭: 几乎所有的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反映在校很孤立,一些学生会被污称为“伪学生会”。相反,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都理直气壮。总之,邪气已经压倒正气。 陈希同: 这次学潮涉及面之广、参加学生之多、情况之严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到目前为止,首都已有三十九所高校近六万名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演讲,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连,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可以说,首都的学潮已经由原先学生自发悼念耀邦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动乱。 何东昌: 这次学潮几乎已波及到二十多个大中城市所在的高等院校。无论从大字报的内容,进行的口号,以及罢课,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其目的就是煽动闹事,制造动乱,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李铁映: 教委到今天为止已发了四个通报,目的就是稳定全国高校的局势。看起来杂度很大。有可能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 姚依林(编程随想注:此人是陈云亲信,保守派骨干,当今政体红人王岐山的岳父): 这场学潮发展到今天已经被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已经演变成一场动乱。一定要尽快予以揭露,向全社会特别是学生认清其真相,要明确表明中央的态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李鹏还特地提到了人大博士生的大字报: 我昨天看到的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很赤裸裸,是公开的向党挑衅。我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会议结束时,李鹏向杨尚昆建议:尚昆同志,您是否徵求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请他老人家听听一下常委的汇报?杨尚昆说:我去跟小平说,争取明天上午到他那里去。为啥李鹏急于汇报给老邓捏?就是想获得老邓对“动乱”这个定性的首肯。 ◇俺的点评 1. 为啥李鹏及北京市委的态度,变得这么快? 老赵是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去朝鲜访问。在老赵离开之前,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并没有提出“动乱”警告。当时的朝廷高官对于老赵的三条原则(温和处理)也没有异议。为啥老赵离开才半天,北京市委的李锡铭和陈希同,以及国家教委的李铁映,就把学运上纲上线,提升到“全国性动乱”的高度?难道23日那天有什么震撼性的事件发生吗?    大伙儿不妨回顾一下前一个帖子。在23日那天,只有一件事情值一提——那就是北高联在23日晚上成立。难道说,成立一个学生组织,就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动乱的风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伟光正的统治也太脆弱了吧?    所以,23日民间发生了啥事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官方发生了啥事儿。那就是——23日下午老赵离开北京,李鹏临时监国。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李鹏以及北京市委为何在24日突然做出这么多动作。 2. 为啥政治局委员会被误导?    对于这个问题,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提了他的看法: 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针对老赵的说法,俺再补充一下。 在23日当天,北京出现的大字报很多(估计成百上千),真正激进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北京市委以及李鹏,故意把那些最激进的大字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来说事儿。这是一种典型的忽悠手法——选择性披露信息。举个例子:如果你熟悉 CCAV 的“新闻联播”,应该晓得“新闻联播”惯用的伎俩是:对内报喜不报忧,对外报忧不报喜——这就是典型的“选择性披露信息”。通过这种手法,可以有效误导信息的接收者 3. 为啥改革派官员没有提出异议? 参加碰头会的人里面,至少胡启立、田纪云、万里都可以算是改革派的官员。为啥他们没有提出质疑捏?俺来分析一下。 前面说了,“选择性披露信息”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不排除某些改革派官员被其误导。另外,即使当天参会的改革派官员没有被误导,也很难对北京市委的材料提出质疑。为啥捏? 首先,改革派官员缺乏自己的消息渠道。而北京市委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北京市国安局)。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北京市委可以人为夸大事件的严重性。 其次,胡启立和田纪云等人,相比姚依林和李鹏,无论是职务还是资历都不够。而伟光正是很强调等级森严滴。所以他们即使没有被误导,也不方便在会议上提出质疑。 ★4月25日上午,老邓拍板定调 ◇邓太上皇的御前会议 25日上午9点,几名朝廷大员准时在老邓家中会合。在本系列中,这已经是邓太上皇第三次在自己的寝宫召集帝国重臣开会了。为了省事儿,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中的会议纪要。请大伙儿仔细揣摩保守派官员的发言,尤其是俺标注粗体的地方。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 李鹏首先代表政治局常委汇报: 小平同志,根据形势的发展,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常委听取了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严峻。 胡启立: 这次学潮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编程随想注:胡启立的发言中不提“动乱”二字,也相对客观) 李鹏: 游行呼喊的一些口号和大字报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您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编程随想注:这是激将法) 邓小平: 说我垂帘听政呢。 李鹏: 还有的公开要求政府下台,胡说什么要公开研究和讨论现有中国政治和权力问题。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非法学生组织。(编程随想注:关于普选和修宪,触及了老邓的底线——四项基本原则) 陈希同说: 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 李鹏: 这些非法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指使。 李锡铭: 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说是方励之的老婆。 陈希同: 我们已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实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的身份和背景。 李鹏: 目前北京已发生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事件,长沙、西安出现了“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武汉也已多次发生学生在长江大桥游行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常委的几位同志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快予以制止。 接下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常委碰头会的原则意见。随后,邓小平示意陈希同谈一下北京市的情况。 陈希同: 我向小平同志报告一下这两天北京高校的情况。二十三日以来,北京己有四十八所高校六万多名学生参加罢课。这次罢课有四个特点:一,制造舆论,寻求社会支持。二十三日以来,有四十二所院校学生在校内演讲、游行,争取中间派学生及教职工支持。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院校的学生集中在教学楼、操场讲演、游行,主要是要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师大公开呼喊“打倒邓小平”口号。(编程随想注:特地强调“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典型的激将法) ......(编程随想注:陈希同说了一大通,考虑到篇幅,后面省略) 姚依林: 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由自发性的悼念转变为一场动乱。 杨尚昆: 确保全国特别是首都的正常社会秩序非常重要,我们决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学潮制造动乱。要尽快坚决予以揭露。 最后,邓小平作总结性发言(编程随想注:请注意最后一句话——老邓已经同意【动乱】这个定性): 我完全赞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学生闹事到今天已经十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但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以上就是御前会议的简单纪要。 ◇俺的点评 1. 老邓为啥态度转变?   22日的追悼会上,老赵向老邓提出了三条原则(温和处理),老邓表示同意。为啥到了25日(仅仅过了三天),老邓就同意了“动乱”的定性捏?   在本系列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老邓的意识形态——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   在邓家开会时,李鹏等人故意挑选一些大学生的过激言论,说给老邓听。正是这些言论戳到老邓的痛处,触动了他内心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老邓才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同意“动乱”的定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老邓在文革期间饱受红卫兵摧残,他大儿子邓朴方也是被红卫兵搞成残废。所以,邓对学运抱有某些天然的敌意(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红卫兵的迫害)。 2. 陈希同到底有没有责任? 就在上个月(2012年5月),香港出版了《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在此书中,陈希同极力为自己在六四期间的言行辩护,并把很多责任推到李锡铭头上(反正李锡铭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按照陈希同的说法,当年李锡铭是北京市委书记,而且还是政治局委员,官比他大,很多决定都是李锡铭策划滴。   但是俺认为:陈希同和李锡铭两人,对于“426社论”的出笼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24、25日这两天,陈希同甚至比李锡铭还要活跃。没有这两人从中掺和,光靠李鹏是无法把学潮上升到“动乱”这个高度的。所以,李鹏是426社论的主要责任人,而陈希同和李锡铭则相当于李鹏的帮凶。 ★4月25日下午,社论正式出笼 邓家的御前会议开完之后,李鹏一刻也不耽误,立即让曾建徽(真理部副部长)执笔起草人民日报社论(传说中的“426社论”)。为了忠实体现太上皇的讲话精神,直接拿太上皇的最后一句话“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做社论的标题。另外,在社论中还原样照搬了太上皇的讲话,比如这句: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就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CCAV)通告全国,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日人民报》头版头条。至此,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终于出笼了!
朱韵和
07:111989年成都镇压──一个被遗忘的天安门事件(组图) 世界媒体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抗议和镇压。但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北京的学生绝食数日后,在四川成都,学生们开始在天府广场绝食。 NPR长期在中国的记者Louisa Lim说,中国政府这25年来在竭尽所能要抹去人们对这场抗议 的记忆。在Lim出版的新书《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1989年如何改变了中国,及中国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写在1989年发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调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镇压。在Lim报导之前,成都的镇压从未被报导过。 在成都,Lim见到了现在70多岁的唐德英(音)(图2)。 1989年6月4日,当戒严部队在北京对平民开火时,这场暴力立即被广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厅里。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发生的致命事件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正是该事件夺去了唐德英17岁儿子的生命。 25年来,唐德英活着只为一个目标:要将造成她儿子周国聪(音)死亡的人绳之以法并寻求赔偿。她的儿子在1989年的成都镇压后失踪了,后来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殴打致死,警方后来给了她一张照片,显示了他被打得变形的尸体。 她坚定地告诉Lim:“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语让Lim横跨三大洲找寻证据线索,包括目击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记、美国的外交电报和中国政府官方版本对事件的记录。这些不同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成都这出几乎被遗忘的悲剧。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警方最初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来对付示威者,试图驱散拥挤的人群。(图3) 在成都的抗议活动几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对应。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悼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着5月中旬的开始绝食,很快演变成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学生们占领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在100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下露营,并自豪地宣称这是一个“小天安门”。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将抗议者清出天府广场的行动还相对平静。 但当听到在北京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的消息后,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这一次,他们知道危险,他们携带横幅声讨“六四屠杀”及带有哀悼标语的花圈,上面写着“我们不惧怕死亡”。 不久,警方就动用了催泪瓦斯,天府广场上爆发了激战。抗议者们向警察投掷铺路的石块,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者。 1989年6月4日,当局派出武警对天府广场清场,警方和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激战。(图4) 在附近的一间医疗诊所里,地板上躺着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国人Kim Nygaard回忆说,他们恳求她“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世界!”长凳上坐着一排患者,他们的头骨破裂,裹着绷带,衬衫的衣领附近沾满了血迹。Nygaard的证据显示,警方的战略是针对示威者的头部。据当地政府的官方陈述,当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并称这场战斗令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轻伤。但美国的外交官员当时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相信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进入6月6日时,一群人闯进了成都的锦江宾馆。在那里,在国外客人们的注视下,发生了成都镇压最残酷的场景。安全部队抵达后,在宾馆的庭院内抓捕了数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里描述说,她从5楼的阳台看下去,看到大约25人跪在庭院里。他们的头被推到面部朝地,双手被捆在背后。那些看守围着他们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到命令了。这时,“那些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子们走过去,用铁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脑袋”。这一残酷的场景令她跑进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并告诉一家《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说“他们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此时其余的人仍在求饶”。 十几名最初在美国总领事馆住处避难的西方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宣布事态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宾馆时,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发生的事。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宾馆,看到院子里堆着象一个个沙袋一样的东西。当她还在揣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沙袋”动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梁,她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沙袋其实是面部朝地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双手被捆在背后。她对Lim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们那么做时在折断他们的胳膊。’”最终,开来了两辆卡车。对那一刻Nygaard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把这些身体堆上卡车。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没人能活下来。被压在最底下的人可能会被窒息而死。他们抓起他们就象提沙包一样,象扔垃圾一样扔上卡车的后面。”五个单独的证人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美国的外交电报中也提到这个。目击者们估计,他们看到30到100具尸体被扔上了卡车。当地政府并不避讳拘捕事件。《成都暴乱始末》这本中文书记述了该事件的官方版本。书中称,在锦江宾馆有“70名暴徒”被抓。对于那些被拘捕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死亡,这无从得知。成都的抗议立即被当局贴上“政治风波”的标签,与北京的相提并论,并污蔑抗议者是“暴徒”。立即改写历史是要地毯式地让国民对1989年事件“失忆”的第一步。25年来,唐德英因为拒绝遗忘而一直遭到惩罚。6月6日那天,她的儿子骑自行车回家时被拘捕,从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关押的人告诉她说,她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要求当局解释儿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访。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殴打、监视,并两次被关进铁笼子里。但她的倔强终于为她在2000年获得了一张她儿子尸体的照片,这证实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么死的。血凝结在他的鼻孔周围和嘴巴的一侧。鼻子上有一大块瘀伤,面部看上去肿胀变形。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晕了过去。在死亡中,她儿子仍在看着她。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难补助,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为与1989事件相关政府给出的补助。当局希望她停止活动,但是她没有。她说,那些责任人仍须认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伤的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目击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们仅仅因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毒打昏迷。 二十几年前在成都发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让当地政府继续投入金钱和人力来钳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共政府对于自己最近的历史是多么的惧怕。二十几年前,政府用枪支和警棍镇压自己的人民。现在,它在部署更复杂的工具来控制人民,通过媒体审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历史来打造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虽然无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变得越来越富有,比天安门事件后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经验表明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是要留住记忆都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在成都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中共政府的成功:不仅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着他们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记忆已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朱韵和
09:3589年5月6日,北京各高校继续罢课,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要求平等对话。图为北大校园内三角地的罢课大字报、标语。#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vCae8TxVZW
吴仁华
09:1889年5月4日,北京两百多名新闻工作者打着“不要逼我们造谣”“我们有笔不能写想写的文章”等标语、横幅游行,在天安门广场与游行学生会合。陈小平、吴仁华十分兴奋,混在队伍中,陈小平称自己是亚太经济时报特约记者,有记者证。#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y3PomBSfjK
吴仁华
09:048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等媒体的两百多名新闻工作者游行,要求新闻自由。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记者示威,意义重大,获民众欢呼。图为游行队伍在长安街集结待出发, 伸手的女士是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B5pvYlQBKD
吴仁华
10:1389年4月27日学生大游行,当局调动数万军警在中关村、白石桥、车公庄、六部口等处拦截学生队伍,学生在逾百万·民众支持下,突破一道道军警拦截线。#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7VFM2EYUxt
吴仁华
10:0989年4月27日北京学生大游行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由于四二六社论杀气腾腾,学生们做好流血准备,许多人留下遗书。这是八九学运最悲壮、震撼的游行,逾百万民众沿途支持。图为学院路游行情景 #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cQaTqjh11R
吴仁华
09:5189年4月21日晚8時许,近20所髙校逾四万名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等候次日在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追悼会。这是各高校首次统一行动,也是中共建政后最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官方宣布次日早晨8时起封锁广场,学生们提早进驻。#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JvACDfKJEn
吴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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