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艾兄如悟 写信给你,在一个你能想像的地方,我今日身陷囹圄的厄运,不过是在重演你当年落难的一场人生戏剧而已,而那时,我则充当着你的坚定支持者。记得当时因你被捕而来采访者都在问一个相同的问题:”艾未未和你们高氏兄弟都是我们媒体关注的国际知名艺术家,在我们看来,你们高氏的作品比艾的作品更危险,怎么现在却抓了他,而没有抓你们呢?”这话听起来似乎被抓的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而我回答他们说:这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现实与政治状况是难以简单说清的,常常是要想说清一个问题,就必须先说清与之相关的另外十个或更多问题,这也就是何以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老外专家和许多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总是会误把自己的希望当成现实做出误断的原因之所在。具体到老艾和我们谁被该是被抓这个问题,我能猜测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和影响力以及能量都比我们大的多,所采取的艺术方式的社会动员性更强,而我们的作品只不过看着不顺眼、在国内大不能公开展出,无法直接产生太大的社会效应之故吧。我想,我的回答尽管无法解开其困惑,但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兄之艺术与何以兄先于我们被抓的可能性。还有一位德媒记者对我说,半月前他去采访艾兄时也给你提出过一个类似令人困惑的问题:你老艾这么折腾,怎么竟至今没事呢?最后他给我说,他采访你之后的半月后,你就被抓了,这也验证了你当时回答他时说的:“我今天安全,并不意味着明天安全”。我当时对他说:“你今天来采访我们,看来,半月十五天之后我们也得 做好被抓的准备了”。其实我说这这话并非仅仅是个玩笑,许多年来,我自知是一直在往监狱的路上走着的。幸运的是直到去年的8月26日才走到目的地。而这种幸运也有某种不幸在里面,因为今日世界与中国状况与十几年前你被抓那会儿相比,可谓“至暗时刻”了,那时如你我此类喜欢直言不讳者还有一定的腾挪转身的缝细,人们也热衷于围观,人权还是一个国际政客愿意拿来说事的话题,这一切因素却另外中国当代艺术还是一个国际热点,这一切因素都决定了你那81天的磨难大戏上演的轰轰烈烈与精采之至。而今天这一切因素却已不存在了,我已坐牢整整一年,尽管仍有若干外媒报道,但与你当年相比则如哑剧一般了。 我之状况想必艾兄已大体知晓,罪名是“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罪“,法定刑期最长三年,以往此类罪者刑期大都在1年之内,而对我的量刑则是顶格三年,其他同类案件被告的三倍或四倍,而其依据的则是2021年新增罪名追究我近二十年前的三件主要旧作,《Miss Mao》、《枪决》、《忏悔》,后两者获罪想必是因为以“古月”为原型创作的文革反思作品,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故而,我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和其搭档马律师准备在开庭时为我做无罪辩护,并建议请若干知名艺术家和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从专业角度做出阐释,予以支持,而艾兄则是当今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故而致信给你,请兄斟酌看有否可能介入支持,若可以,也希望兄可运用你一呼百应之力邀请若干国际艺术大师参与其中,若不便介入,我亦可理解。我的案子开庭在即,具体时间尚不知道,但不会太久。(1)
德国的失物招领处   去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   2024 年 6 月 14 日,在奥地利一个小镇的展览开幕后,我和一位同事以及一位画廊工作人员乘坐德国联邦铁路的火车从慕尼黑前往柏林。在过去十年中,我跨境超过 300多次,但很少乘坐火车。这列原定于 11:56 从慕尼黑出发的列车晚点了,它最终12:07 出发,16:09 抵达柏林。我把我的背包放在 29 号车厢 21 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这节车厢在长长的列车的尾端,安静、乘客稀少。   列车到站,欧洲杯的克罗地亚球迷狂吼着,我意识到我把背包落在火车上了。我试图回到火车上寻找它,但火车已经开往下一个目的地。 在德国画廊同事陪同下,我们来到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十分钟后报了案。我填写了一份表格,详细说明了背包的特征:NorthFace 、黑色、尼龙材质、有拉链、无轮子。里面有我的中国护照、申根居留证、几张银行卡、每日药物和 8,400 欧元现金,另外提供了我的柏林工作室的地址、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他们同时递给我一张写有失物招领处的联系电话的卡片。   我的柏林工作室经理 Nadine 立即通了电话,结果被告知我们必须等待两到五天才能收到电子邮件更新。我们提到了有重要文件,但对方坚持说这个程序“对每个人都一样”。当我们问如何去到火车终点站的失物招领处时,他回答说:“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你也找不到。”   下午 5 点,我的工作室团队找到了火车终点站汉堡阿尔托纳站失物招领处的联系方式,结果发现该处仅在周二至周四中午 12 点至下午 6 点运营。我们给他们发了电子邮件,并从周五到周一多次致电,但只收到自动留言。周二,电话全天繁忙。我工作室经理感到沮丧,决定亲自前往汉堡的德国铁路站。我们同时聘请了一名律师,并向警方报案,作刑事指控。 随后事件细节亢长,无法在此详述;我只想说我们最终被告知背包“永久丢失了,让我们应该放弃希望。   分享一下我丢失背包时的感受。首先对我来说,旅客留在列车上的背包不应该消失。火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广播经常警告说无人认领的行李是可疑的,有被举报和被销毁的嫌疑。无论如何,被检查或摧毁也会有记录。列车从柏林两小时后到达终点,工作人员清理车厢,并将无人认领的物品送到失物招领处,应是常规操作。基于这个逻辑和对德国效率的信任,我认为丢失背包的几率很小。我的同事们认同我的观点,他们不知疲倦地打了几十个电话,两次亲自前往汉堡,并苦苦地恳求工作人员的协助。   在我绝望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折。第十九天后,我们收到通知,一个与我的描述相符的背包出现在德国铁路位于伍珀塔尔的主要失物招领中心,伍珀塔尔是科隆以北半小时车程的小城市。我同事很高兴我的直觉是正确的,迅速赶往伍珀塔尔。 从车站她给我打电话说,除了我的钱包和重要些文件之外,其它所有东西看来完好。一个相对隐蔽的拉链口袋里现在是空的,里面曾放着我最重要的财物——我的护照、居留证、银行卡、个人照片和现金。显然,这个背包曾经被送到位于慕尼黑的德国铁路失物招领处,然后再从那里寄往乌珀塔尔.   我的背包在柏林和汉堡之间遗失,怎么会出现在距离柏林500 多公里的乌珀塔尔?我的身份证件被盗,德国铁路公司又是如何认定背包是我的?我的律师要求警方向德国铁路公司索取更多信息,说明背包是如何被发现、被识别和交付的。特别是他要求警方检查慕尼黑列车车厢和车站的录像,因为德国铁路公司的员工显然在那里下车,并交付了我的背包。   9 月 10 日,我们得到通知警方已完成调查,并将档案发送给汉堡检察官。10 月 17 日,我们收到检察官的通知,称案件已结案,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肇事者或无法确定犯罪行为”。   我的律师要求查看警方的调查档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了两名德国铁路员工(一男一女)在案发时间和日期抵达慕尼黑的照片,他们背着一个与我的背包相似的背包;他们将背包直接送到了德国铁路失物招领处。警方认为“没有有希望的调查方法可以破案”。律师并询问检察官是否应该询问慕尼黑失物招领处的德国铁路员工,检察官回答说:“由于参与处理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失物招领的德国铁路员工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谁从背包中拿走现金和身份证明文件的信息,因此试图识别和询问他们没有希望。”警方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已经排除了“出于比例原因”检查柏林和汉堡车站的视频监控的可能性。   显然,警方只需付出相对较少的努力,就可以识别并询问在慕尼黑送我背包的两名德国铁路员工,作为证人,任何有关他们收集这些照片的条件的信息都是重要的线索。我问我的律师我们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她认为这很困难,因为我们将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物质损失和德国铁路在此事中的责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