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y想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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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投屏运动 真的是属于直接增加维稳成本了 中共在海外的领事馆要购买设备 要增派保安数量 但是朋友们别忘了 投屏的开始是从中国国内开始的 把投屏经验重新在中国国内使用 大规模的用，四处投屏 中共一方面必须要增加各种预案 维稳成本上升 另一方面，投屏的队伍是在逐渐增加 这些人都是自发的 不停歇的增长 中共终究控制不住
#投屏运动 #维稳成本 #中共控制 #海外领事馆 #自发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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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推文是写给中国国内的朋友看的 海外的朋友不需要看了 一年一度的六四即将到来了 我在此提出六四大请假活动 我们不叫罢工，不喊政治口号 就是请假休息 六四这天就是不上班 六四这天就是不上学 至少这一天，不再假装服从 单独请假这一天不行 就连请假三天，七天 把六四这一天包含其中即可 病假，年假，都是可行的借口 我会继续坚持推广这一活动 让不合作的抵抗者 从第一次活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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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推特就干三件事情 1.把共产党和习近平执政的不合法性，反复拿出来传播。 2.组织境外势力，在境外接受国内反抗者的指挥，在境外放大反抗音量。 3.反复不断策划，组织国内的反抗运动，直到我精疲力竭为止。 不同意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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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两天的挣扎，完全没心情发任何的帖子，写任何的文章。 国安还是直接找上了我家，本来和我爸都长期不联系了，还是找到了办法联系了我老婆。 我爸首先表达绝望，没想到我在海外并没有默默无闻的上班赚钱。而是乱搞政治，甚至敢骂习主席。我爸说，我们是普通人家，和习主席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辱骂习主席？你这样做只会成为国家的耻辱！你让我们整个家族蒙羞！ 我对家人算是完全隐瞒的状态，在国内的时候我还时常表示，我是标准的沉默派，请大家放心，我绝不会口无遮拦，会吸取我23年的时候被捕的教训。 我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反共要先出国反，别继续留在国内再次被抓。毕竟看守所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我非常恐惧再次被抓进看守所甚至监狱。 当然了，家庭关系只能说是又一次决裂掉了，本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没经历过这种家庭耻辱的创伤打击了，现在算是创伤复苏了。即使理性上知道我不该被父母认可绑架，但是中国人最底层的代码被激活了。 今天又找我联系了一下，转达国安朱警官的意思（朱警官还专门没说哪个部门，穿了便衣说是常州市公安局的）劝告我不要再不知好歹，推特账号还可以持续使用，但是不允许再骂习主席了，也不许设计政治了，更不要被境外组织当枪使，远离境外组织。 而贴心的常州市公安局，还非常关心我的收入，希望利用关系用常州在德国的商会，给我安排一个稳定高薪的工作，帮助我顺利最后在德国落下身份，还承诺我现在停止一些行动，还可以回国不被抓捕。 感谢常州市公安局对我的关心，你们也都是必须完成这些繁琐的政治任务，我也不知道你们真实的作为个人，怎么看待我，怎么理解我的行为。但是不妨碍我们互相沟通，你们有什么进一步的需求，可以和我商量，我百分百接受沟通。不需要找任何传声筒，直接私信我的推特即可。 既然已经和家人彻底决裂，反而也是一种安心了，本来还一直对家人保密，现在既然都知道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理由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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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应该认真反思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词——“反共”。 这个词在情绪上很有力量，但在思想上却极其空洞。 它听起来像一种立场，实际上却更像一种姿态； 听起来像一种目标，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否定。 “反”这个字，本身就决定了它只能依附于对象而存在。 它不是建设性的概念，而是寄生性的概念。 它不提供未来，只表达不满； 它不说明我们要去哪里，只反复强调我们不要什么。 当一个群体用“反某物”来定义自己时，它就已经陷入了逻辑困境： 内部可以共享愤怒，却无法共享方向。 现实中，自称“反共”的人，价值观往往南辕北辙—— 有人追求自由主义，有人向往民族主义； 有人强调市场，有人强调福利； 有人重视法治，有人迷信强人； 甚至有人只是单纯对现实不满，却从未认真思考理想社会的形态。 也就是说，这个词只能制造负向共识，却无法形成正向秩序。 而任何社会的真正转型，从来不是靠负向共识完成的。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 推翻某种东西，并不会自动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提前准备好新的制度伦理、公共精神和价值结构，那么旧的权力形式往往会以另一种面貌迅速回归。 因为权力真空可以瞬间出现， 但文明结构却需要长时间生长。 所以，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反对”，而是“重建”。 重建什么？ 首先，是重建制度想象力。 不是简单地把某种现成模式搬来，而是认真回答： 我们希望权力如何被限制？ 公共决策如何获得正当性？ 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如何平衡？ 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响亮的口号也只是情绪宣泄。 其次，是重建社会信任结构。 长期生活在高度控制与普遍不信任中的人，会逐渐失去合作能力，只剩下防御本能。 人们习惯怀疑一切、嘲讽一切，却很难再真诚地共同建设任何东西。 没有信任，制度只会变成新的对抗场，而不会成为公共空间。 更深层的，是重建人的精神感受方式。 长期压抑与恐惧塑造出来的，不只是沉默的社会，也塑造出一种内在心理： 习惯服从权力，也习惯寻找新的权力； 习惯愤怒，却不习惯承担； 习惯批判，却不习惯创造。 如果这种精神结构不改变，那么即使外部制度发生变化，人们仍可能在无意识中复制旧的逻辑—— 把复杂问题再次简化为敌我关系， 把公共讨论再次退化为立场斗争。 真正的转型，不只是政治形态的变化，而是人的尺度的变化。 一个成熟社会的形成，依赖的不是共同的敌人，而是共同的原则； 不是共同的愤怒，而是共同承认某些底线值得被维护； 不是“我们反对什么”，而是“我们愿意为什么负责”。 因此，与其继续强化“反共”这样的否定性标签，不如开始提出更艰难的问题： 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公共生活？ 我们希望下一代在怎样的价值空气中成长？ 我们是否准备好，为抽象的自由承担具体的责任？ 否定旧世界很容易， 构建新世界极其困难。 但只有后者，才真正决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