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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川普2.0 -- 比拉哈里与许通美 因为版权及种种原因，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尝试翻译如下辩论。最终决定暂时发在推上，随时删除: 直面特朗普2.0的现实 比拉哈里 考斯坎 (新加坡前外交官） 在美国总统近期一连串的威胁和加征关税之后，以及欧洲人在上周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公开争执时惊恐万状，新加坡人应如何应对“特朗普2.0”？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和应对当前从华盛顿传来的国内外政策巨变？ 新加坡可能面临独特的困难。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我们体制中相对较大比例的公职人员、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我们讲同一种语言，就读于相同的大学，从类似的渠道获取新闻，并且认识许多相同的人。 我们不禁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部分美国精英朋友的态度。他们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看法既带有傲慢，也充满恐惧。特朗普的第二次当选无可辩驳地暴露出，他的许多同胞并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或对民主的理解，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震惊。 但新加坡人毕竟不是美国人。我们从未完全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或理念。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朋友表示同情，但切不可忘记，同情并不等同于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对特朗普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如果我们体制中的一部分人过分受到美国精英的影响，而另一部分则完全采纳中国对美国的批评，把特朗普视作证明他们所有偏见的工具，那么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只以自己的判断为依据。 我们必须首先把唐纳德·特朗普——以及他所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置于整体背景中加以考量。 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真实存在的，但正如前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说，这些都是“已知的未知”。国家间的竞争，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冲突，是国际关系固有的特征。 当然，各国既会合作也会竞争，但这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联合国、东盟等合作机制，以及法律和规则等合作理念——特朗普先生对此嗤之以鼻——并非国际关系的内在实质，它们只是各国根据自身利益选择使用或放弃的工具。 自利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原则。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与特朗普并无二致，新加坡也不例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我们曾对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坚决立场；同样出于利益考量，我们在2003年支持并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利益的定义总是取决于具体情况，并随时间变化。2003年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界定与2022年有所不同，但它们始终是以新加坡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均是合理的。 回归历史常态 国际关系中竞争与冲突这一严酷现实，曾在一个历史上短暂而特殊的时期内被掩盖。当时，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倒性优势抑制了大国间的竞争，人们似乎认为，由美国及其盟友所定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可能的国际秩序。 这种秩序观念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对美国主导全球化普遍幻灭感时，持续了不到20年。那段短暂而特殊的时期对新加坡极为有利。如果我们感到迷茫，或许正是因为误将例外当成了常态。如今，我们已回归到充满竞争与冲突的历史常态，必须面对真实的世界，而非曾经短暂存在的理想世界，也不是我们主观认为应有的样子。 纵观世界历史，很少有不受挑战的国际秩序。更多时候，不同“秩序”观念之间的竞争才是常态。冷战期间美苏对峙便是如此，那段时期虽常常混乱甚至极为危险，却是我们40年的唯一“秩序”，而我们大多数人在那期间不仅生存下来，还取得了繁荣。 试想60年前的东南亚——1965年，当独立突如其来地降临于我们时，印尼正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打着未宣战的战争；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充满种族紧张；印尼和马来西亚企图切断我们作为传统转口港的地位；而所有最终组成东盟的五个国家中，都存在由中国支持的共产主义叛乱。新加坡在当时凭借远不及今日的经济、金融、军事和外交实力，成功应对了那些危险。虽然我们应始终警惕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可轻视它们，但也无需因此过分慌乱。 保持冷静是有效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必要条件，因为许多——也许大多数——地缘政治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能借助经得起考验的外交与威慑手段来管理。 国防与外交相辅相成。往往只有使用武力或具备可信威慑力的武力威胁，才能使外交奏效并促成协议。特朗普先生的本能正契合国际关系的这些严酷现实，他的外交政策完全符合那种“挥舞大棒”的传统。 马基雅维利的箴言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策略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奏效。在特朗普威胁对它们加征关税后，这些国家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都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转变。他威胁称，除非乌克兰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向美国提供矿产，否则将把基辅排除在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之外。泽连斯基先生最初抵制，但最终不得不让步，并于2月2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公开争吵。但对乌克兰来说，参与未来的讨论至关重要，因此泽连斯基最终不得不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争吵之后的第二天，泽连斯基便开始退让，承认特朗普的支持对乌克兰仍然至关重要。 特朗普先生显然信奉马基雅维利的箴言：宁可令人畏惧，也不要仅仅被爱。他相信通过实力达成和平——或至少通过实力达成交易。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不会向他屈服。核武器曾维持了美苏之间的和平，可能也会维持美中之间的和平。更大的风险则在于那些不幸、粗心或愚蠢到成为大国代理人的国家。 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不知不觉中卷入了美中更广泛竞争的代理冲突；而哈马斯和真主党则选择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成为伊朗的代理人，其后果大家心知肚明。 特朗普先生的个性激起了强烈的情绪，但他既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动的症状，也是导致我们面临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已不再面临生存性威胁。中国是一个平级竞争对手；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充满危险；伊朗和朝鲜在扰乱各自地区方面的倾向和能力绝不容小觑，但它们都不像苏联那样对美国构成生存性威胁。用约翰·F·肯尼迪在冷战高峰时期的话来说，美国已无充分理由再承担任何维护全球秩序的负担或付出代价。在冷战期间，美国常以血与财的巨大牺牲参与国际事务，而如今正是“让美国优先”的时候。 “让美国优先”并非孤立主义。无论特朗普是否真心如此，他关于购买格陵兰、吞并巴拿马运河、接管加沙以及使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的言论，都与孤立主义截然相反。然而，“让美国优先”代表的是一种更狭隘、更加交易化的美国领导理念，其前提是期望美国的盟友、伙伴和朋友更多地自力更生，并为美国所提供的支持给予更多补偿。从此以后，美国将以更狭隘的国家利益来衡量其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全球事务，许多情况下甚至可能选择不介入。这一点并非新鲜事。早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乔治·华盛顿就曾警告不要结成永久联盟。从珍珠港事件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50年间，是美国成立以来250年中持续对外参与最长的一段时期，而这一时期已经结束。 无论白宫由谁执政，美国全球参与方式的重新定位在某种程度和形式上都会持续存在。实际上，特朗普与他的直接前任拜登有许多相似之处，远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相似；而特朗普与拜登明显不同的是，他认为美国足够强大，不必顾及太多礼貌地表达自己的要求——而不幸的是，他可能并非错的。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军队。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根本无法遏制俄罗斯，而这种支持必然需要付出代价。同样，美国的亚洲盟友、伙伴和朋友无法单独平衡中国，必须满足美国的要求，就像新加坡最近通过打击向中国走私Nvidia芯片所做的那样。 只有一个美国，无论当日政府如何表现，任何人都别无选择，只能与之打交道。正如泽连斯基在2月28日会见特朗普和副总统J. D. Vance时失去冷静一样，这种发脾气毫无意义。他们设下圈套，而泽连斯基落入其中，结果乌克兰因此变得更加弱势。 各国或许会抱怨、挣扎，并试图通过多元化外交关系来规避风险，但最终，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打交道。一个仍然是封闭式列宁主义体系、在对待周边较弱国家时表现咄咄逼人、因而广受不信任，并且由于人口及其他因素未来增长乏力的中国，是无法替代美国的。 亚洲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应对特朗普或类似特朗普的未来总统。我们一向是基于共同利益与美国打交道，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抱有共同价值观的幻想。当新加坡及其他亚洲国家谈论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支持时，我们可能使用与美国人相同的词汇，但我们从未赋予它们完全相同的含义。基于共同利益与美国交往，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契合特朗普的交易主义和他爱达成交易的做法。 与中国达成协议？ 一个最重要的“已知的未知”问题是，特朗普将试图与中国达成怎样的协议？毫无疑问，他会尝试这一点——达成交易早已融入他的骨髓。他并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中国，但无论是为了缩减贸易逆差、迫使供应链重新定向以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还是为了解决芬太尼问题，中国都是他的首要目标。 新加坡是否应担忧美中之间涉及不仅贸易，还包括东海、南海争端及台湾等地缘政治问题的“大战略协议”？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排除，但可能性不大。此类协议实际上会使东亚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将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拱手让给中国，这对美国而言显然是一大失败。特朗普不愿在历史上被记作被中国糊弄的失败者。 更可能的是，他会与中国达成更狭窄的贸易及相关领域协议，并将其夸大为巨大胜利。这些协议无疑会“让美国优先”，但不一定对新加坡不利，反而可能为我们开辟新机遇。我们不应预先对此做出评判。 这并不是说特朗普不会带来风险。 金德勒伯格陷阱 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了“金德勒伯格陷阱”的理论。这一理论基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勒伯格的研究，他认为，1930年代大萧条之所以持续，是因为当时的主导大国英国已无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崛起的大国美国又不愿意这样做。这与当前全球领导力缺失的局面形成了呼应——我们已经不再习惯那种类型的全球领导。 当然，金德勒伯格陷阱的历史类比并不完全精确。我们并未陷入全球性萧条，全球化虽然正在放缓，但不大可能完全逆转。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并非不愿领导，尽管他有着自己交易化、狭隘的领导观。 然而，将金德勒伯格陷阱作为隐喻来思考未来风险及其应对措施，远比仅仅哀叹那段短暂而特殊的世界历史一去不复返要富有成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