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四屠杀以来，我一直视北京为首恶之都，曾发誓不去天安门、不参观毛尸陈列馆。我第一次差点进京是1989年5月下旬，在参加广州百万市民大游行后，我打算扒火车去广场声援，这时接到我大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只好向同寝室同学陈斌借钱，到中山大学校办开证明，请待分配去白云机场工作的同学李宏志帮忙，花费90元人民币买了一张广州飞合肥的机票。回到家一进门，大哥陪着母亲和父亲坐在堂上，妈妈笑着说：“我和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