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治学家 Jan Wielgohs 和德国社会学家 Detlef Pollack 将东欧剧变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模式，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模式，另一种是波兰匈牙利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出现了地下反对派运动，这是中国人通常没有认识到的。如果中国将来和平演变，很可能会走出第四种模式。 在极权国家推行地下反对派运动，对社会运动经验和政治才能要求很高。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也大量移植东欧国家的镇压模式，横向对比来看，除了大数据监控之外，并没有什么推陈出新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地下反对派运动潜流，我们也可以预见，在这些潜流冒出来的时候，中共会如何效仿东欧各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镇压。这时候，学习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增强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 单就和平演变路径来看，第一种模式是建制内部集体转向民主化转型，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发生在中国；第二种模式是高涨的社会运动，逼迫政治精英群体分裂，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和忠诚度，这种情况发生前提是高涨的社会运动，没有社会运动作为外在刺激，发生统治集团自我疏离的可能性太低；第三种模式是很强大的社会反对派联盟构造了一个平行社会（类似影子政府），在政权更迭之前，社会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甚至也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社会变革，使得政权更迭水到渠成。 因为极权国家渗透、破坏和镇压，地下反对派政治运动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成功的地下活动经验给这些社会运动减少了更大损失并且增加了成功把握），但作为刺激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的外力来说是值得的。眼下中国并没出现大规模社会运动压力，幻想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太不切实际，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内部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中国也一样。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未来和平演变的新模式可能兼具第二和第三种模式的特点，以及在当前时代环境中可能发生的新特点。这些全部都需要有政治能力者去探索、去研究、去尝试。任何阻挡这种尝试的努力都是在为维持中共独裁统治续命，其动机不但可疑，而且可耻。 以波兰1985年为例，这一年波兰总人口3720万人，依据多方面统计数据综合来看，该年其地下反对派规模扩大到将近300万人口，这点微不足道的规模占到波兰总人口约8%，显然已经超过哈佛大学统计世界各国近百年数据的3.5%总人口门槛（即可能引发政权和平更迭门槛）。这个8%总人口规模参与反对政权，在世界历史上也属于比较罕见的了，其他通常少有超过6%的。 这不足10%的总人口规模所形成的社会反对派联盟，已经让波兰政府疲于应对了，使得其所有镇压手段均告无效。乃至在东德呼吁苏联武力介入的时候，苏共政治局也犹豫不决，因为苏联当时打了几年阿富汗战争，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苏联担心波兰抵抗更加激烈（因为波兰反对派运动包括了一小部分主张武装暴动的团体，但在团结工会等社会联盟压制下，各个社会团体之间实现了有效合作，并沒有因为路线分歧内讧，而且把暴力克制得很好，既对政权和外来武装干预构成了实质性威慑，又没有轻易动用暴力造成内乱）。 历史学家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边承认历史时机的重要性，一边也承认在历史时机出现之前让社会做好应变准备的重要性。没有历史时机，社会变革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但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即使出现了巨大的历史机遇（比如前段时间被美以打击的伊朗），也抓不住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