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吉恩·夏普飞到北京实地考察了正在发生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他认为那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计划；由于缺乏计划，抗争停留在自发的、技巧性的层面，而不是战略性的。本文发表在1989年秋天。 战略错误： 在对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进行分析时，浮现出两个初级的战略性教训。首先，一个非暴力占领活动（nonviolent occupation），无论所占领的地方代表什么价值观，对于抗议者来说都是风险很高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清除掉。实际上，占领地点越具有象征性，就越危险，越会激发对手采用强硬措施。 在这个事件中，广场的大幅区域被占据，其中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广场南北的终端是前门和故宫，东西两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这是对政府合法性的勇敢挑战，也在宣称政府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失败。此外，中南海前门外的大片区域也被占据，这个宅院是中国政府最高党政领导人的居所。可以说，这一大无畏的行为，远远地超过了越战时期美国反战分子在白宫门廊上露营几周的行动。 如果学生们能转换战略，把他们的积极性从占领广场转到同全民沟通他们的诉求为主的运动，将会好很多（大部分北京学生已经早就撤离了广场。5月27日，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号召广场上的所有学生都撤离。然而，几千名刚刚从全国各地的大学赶来的学生要求留在广场，以彰显他们的信念）。回想起来，在北京市民三番五次地阻挡并撵走38军士兵后，原本是一个撤退的好时机，学生们可以宣称取得了胜利，并走出去感谢人民群众，借此将他们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信条传播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逐渐扩散到田野乡村。他们本应该将这些信息，同将来对大规模不合作运动的更深入广泛的需求关联起来，尤其可以争取不满的党员、公务员、警察和士兵的支持。在事后的反思中得出这些建议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当时，他们一定陷在某种诱惑中相信所有其他的军队也会被劝阻、挡住，或者说相信那些军队会自发地拒绝实施军事戒严令。可能，他们甚至还认为党和政府会屈服于大众的要求。 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明显地诱使党政官员中的强硬派认为，只要清除广场上的学生，他们提出的挑战也随之会消散。更进一步，强硬派还认为仅仅清场是不够的，清场的方式必须让其他人感到恐惧。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杀鸡儆猴”。如果学生从广场上撤退，实际上是移除了一个非常容易受政府攻击的目标。 再者，抛开学生对当局的象征性挑战的力量不谈，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没能动员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不合作运动，没能动员起那些能够使不合作运动持续开展的力量，包括公务员、军人、警察，还有通讯和交通领域的操作人员。不合作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政治性的不合作运动（也包括罢工和经济抵制），通常构成了最有力的非暴力抗争措施。不合作的形式能对统治集团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非暴力扰乱（nonviolent intervention，比如用身体占领天安门广场）的方式也少了很多挑衅性。 当时出现了很多警察、公务员和工人的个人不合作事例；也有教师和记者进行的集体活动，包括抗议和表达对学生的同情。还有，对于政府来说最大的麻烦可能是超过100位退休军官的联名公开信，反对颁布戒严令。然而，这些行为并没有转化成主要支柱性力量系统性地撤销对共产党体系的支持。（你可以猜想，发生大规模不合作运动的潜在可能性会与日俱增的，当它发生时会逼迫政府做出应对。但是，在就这一问题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多支不同军队以及工人组织的内部形势。当被北京市民阻挡不能向天安门行进时，头顶如山军令的38军军官和士兵愿意去掉头，也许这在历史上都是第一次，这也证明了这一行动的潜在力量。） 组织能力： 战术层面，学生们展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技能。他们为了调控拥挤的人群，同时维持非暴力纪律，大量地招聘纠察队。我们亲眼看到，中南海门口的纠察队“维持治安”，在示威者和士兵之间形成一条三英尺宽的通道，他们既防止群众同士兵发生肢体碰撞，同时也向士兵宣讲游行示威的目的。 枪击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里，还有五个头戴发箍的学生，胳膊挽着胳膊围绕着一个士兵，在对士兵充满敌意的北京市民中组成保护环，护送他安全地通过人群， 我们得知，学生们还建立了一个电话通讯网络，在校园外学生们也可以使用它接收或拨打电话，在全城都可以向学生群体传递军队的动向和最新的事态发展情况。甚至，广场的指挥部中也设立了一个电话，通过一条很长的线连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的一台电话机上。 学生们还在广场上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广播系统，在扬声器中播放他们的诉求和活动开展的状况。 在广场上，学生们还有一个“通行”系统。广场指挥部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要想进入以其为中心的同心圆圈的多片安全区域，必须出具由指挥部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不同的通行证，代表不同的进入层级。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尽量去控制进入他们最敏感区域的人流。 我们曾亲眼看到，两个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举着扩音器穿过临近的街区，陈述学生们的诉求，请求支持。我们听说，有许多这样的宣传小队，散布在这个城市中。 学生们利用敲鼓向市民传递军队活动的警报，示意人们要来到街上。6月3日的早晨，我们所住的酒店外面，有一群学生咚咚地敲着大鼓走过。片刻之后，一群市民在附近的街道上“逮捕”了一队四十多人的身着便衣的士兵。市民们递给士兵食物，并陪同着他们向南走，远离天安门的方位。。。。。。 煽动暴力：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那个下午，我们目睹了蓄意煽动暴力的行为。尽我们所知，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没有被报道过。 在我们到访的这一周内，工人自治联合会（三个成员在这一周早些时候被捕）已经在广场边远的西北角上设立了一个帐篷。在大屠杀发生前的夜里（6月3日），他们已经在这个角上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扬声器广播系统。那天早些时候，市民在城市的许多地点“逮捕”（包围）了士兵。一个刺耳的女声从喇叭中传出，号召人们聚集起来去“杀死士兵”，并宣称“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击败政府的反革命暴力。”这些煽动性的言论持续了将近30分钟，时而轻柔，时而慷慨激昂。奇怪的是，在这一时段政府和学生的扬声器系统都没有进行广播（这晚广场上的聚集人数极不寻常地超过了10,000人）。在广场上，我们身旁一个懂中文的西方外交官，确认了我们的译者对广播内容的翻译，他还说一个法国记者在几小时前亲眼看到有人切断了学生扩音器的线路。 这些暴力的言辞，与学生的自律、非暴力的诉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可以产生一系列问题：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成员是谁？为什么他们要与学生的占领划清界限？这些组织中存在内奸吗？据说，那夜晚些时候，大概在11点左右，这群人带着帐篷离开了广场，而第一批军队和武装人员是在凌晨00:15分进入广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