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Jack D. Eller、美国神学家Paul V. Axton、加拿大政治学家Roberta A. Adams等人都研究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信奉的特朗普主义，不但有政治神学特点，还受到施密特政治神学影响。即使特朗普本人不读书，他本人的观念和他的团队都被认为有显著的施密特思想特点，而其支持者也支持施密特主义。 这种政治神学有一种显著的非友即敌倾向，一旦被划归为敌人，那就是绝对邪恶的化身，所以不管用什么手段打击绝对邪恶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这些人而言，朋友与敌人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哪怕是最温和的批评也一样会被视为邪恶化身。比如我自己也一样会被当成邪恶对待，在特朗普主义者那里，邪恶与极左是同义词，所以即使是来自中右翼的温和克制的批评意见也一样会被当成极左翼敌人对待，最好是消灭。 另外，施密特政治神学与特朗普主义一样，非常善于利用恐惧来塑造政治合法性。于是他们有意塑造“危机”，并且反复强化在“危机”面前采用超越法律之上的自由裁量权和特殊情况下的例外论。从特朗普支持者反复强调美国处在生死存亡边缘这种“危机”论调就可以看出来施密特主义的典型特点——因为美国处在生死存亡边缘，所以采取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手段都是具有政治正当性的。至于在此期间，如果政治偶像犯了一些错误，出现一些可笑的情况或者很反复无常，那都是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例外。 所以，坚定的特朗普主义者反而越挫越勇，外界越是抨击特朗普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乃至私德不彰……反而会更加坚定他们对特朗普主义的义无反顾的支持，因为批评意见恰恰证明了他们认定的美国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危机，恰恰证明特朗普怎么做都是必要的。 至于那些不够坚定的特朗普主义者，假如他们不依靠信仰而是依靠理性来判断，他们可能会承认特朗普在某些方面确实错了，但他们也依然认为美国在生死存亡边缘的生存危机之中，采取非常手段仍然是有必要的，或者他们将之视为必要破坏。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有些人脱粉了，最后变成特朗普主义的敌人，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相信特朗普主义的前提就是坚决的敌我划分、恐惧政治、危机政治等等施密特主义成分——但这些东西不是现实，而是信仰塑造出来的“超现实”。 所以，当其他人在跟特朗普主义者沟通的时候，他们发现两边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观念：基于理性和基于信仰的现实观念发生冲突之后，基于信仰的现实主义者会把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当成敌人和邪恶化身来对待——你既然把其他人当成敌人了，其他人自然也把你当成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