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两种手段互相配合、互相补偿，但“和平手段”仍然是优先考量；之所以并不排斥“非和平”手段，是为了保障优先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可以走下去，而不是一来就亮底牌孤注一掷，把探索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全部堵死。中国社会戾气很重，看问题的方式崇尚简单粗暴，这是一种暴民习性。社会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你永远不能想当然用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来解决这些问题。 公众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群氓政治身上，暴民习性就是除了杀人泄愤之外，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有能力管理国家，就应该像反对派政治家那样要求自己：你不但要有具体可行的备选方案，还要具备处理复杂社会事务的能力——对于中国未来的反对派政治来说，要锻炼这种能力首先就要从如何动员国家、如何解决反对派阵营内部分歧、如何约束极端行为、如何有效谈判协商、如何与中共政权斗争，以及如何在斗争遭遇挫折的情况下继续鼓舞社会和保持斗志跟士气。 这些都是反对派政治家应该锻炼的地方，假如我们从这些方面得到突破，它不仅会锻炼我们对于反对派政治运动的领导能力，也必然锻炼我们作为政治家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手腕。假如这些方面都不成功，公众凭什么相信我们将来有能力领导国家？别说国家，假如一个人太缺乏处理复杂事务的手腕，连一个办公室都领导不了，更别说领导国家这么复杂的事情。 反对派政治需要脚踏实地地训练，需要培养出切实可行的国家备选方案，需要锻炼出有政治能力的反对派政治家，而不是把观点当成能力——每个人都有很多观点，不等于每个人都有能力管理国家。难道将来要公众把票投给只会发泄极端情绪的暴民来管理国家吗？ 依据一些人的暴民习性来看，他们只想报复社会，但报复社会之后呢？炸掉地球吗？这种暴民习性不断凭空给自己也给社会运动增加巨大压力和阻力，并且只满足于在想象中报复统治者，结果反而阻碍社会变革。这就是尼采讲的奴隶道德：奴隶因为无法反抗主人，怨恨越积越深，就在想象中报复主人，躲在主人看不见的地方，用诅咒、语言暴力和自欺欺人泄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