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gXuguang郑旭光

杨光：6月5日、6日这两天学生和厂方发生了多起冲突。厂区内有汽车要强行出厂，说是装有必须外运的重要物资，学生拒不放行，差点动起手来。二汽有一位书记和学生在厂门口互相叫骂。5日下了一场雨，很多学生都淋湿了。接着两天艳阳高照，我的脸晒得跟乌龟壳一样，可以一块块扯下皮来。6日下午（或5日下午）曾发生戏剧性的一幕，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邓小平逃跑了，杨尚昆自杀了，李鹏被他的卫兵打伤了”，据说是美国之音和BBC的报道。人群起了大骚动，学生们大受鼓舞，这时，只见一干领导（包括好几位市级领导，还有高阶军官）来到学生们中间，向我们一一握手称谢，说“大家辛苦了，人民胜利了！”原来，他们也都是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 到了6月7日，北京的消息渐渐明朗：死伤惨重，广场溃散，局势已无可挽救，民主运动已经失败了。这天，包围总装厂的学生已愈来愈少，自治会成员也全体不见，但总装厂的五道大门仍然在我们手里，仍有一批学生誓言要坚持到底。这个“底”，无非是等着政府来把我们抓走或打走了。 没有任何授权，我自告奋勇充当“学生代表”，与厂方和政府领导交涉撤退条件。对方听说我能决定撤退与否，立刻诚惶诚恐与我“谈判”，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所提的三项条件：第一，广播一份声明，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承诺不因堵厂事件抓捕或开除任何一个学生（这一条他们没有做到，汽车学院先后有十多人被捕入狱，不过学生只被捕一人，其他的都是教师）；第三，在学生离开总装厂时，所有汽车鸣笛三分钟，向北京死难者志哀。我也很顺利地说服了要“坚持到底”的最后一百来个学生。在我的要求下，学生们临走前打扫了厂门口的卫生，这三天里我们制造了大堆的生活垃圾。傍晚时分，“围堵总装厂事件”终于和平地黯然结束。 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我在“六四”期间的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和“弱智”的表现。的确，我全都错了，我对“共产党不会开枪”的分析低估了共产党的残暴，对“学生不会在枪口下撤退”的判断又高估了抗争者们的勇气。 我读过刘晓波先生、周舵先生等人关于广场撤退的记述，但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我对广场学生从5•19到6•4期间的表现是感到有些遗憾的，对6•4撤退则大失所望。我认为，学生们早就应该撤出广场，却不幸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撤退时间。党内的强硬派有理了，屠杀者们得意了，他们会说：早就该打了，不打他永远不服，一打他立刻就撤。 我久久不能释怀的是：明知终须一撤，何不早早谋划？还能讨价还价的时候、尚有进退余地的时候、还能有所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撤，阎明复、赵紫阳到广场喊话之后为什么不撤，非要把清场的功劳奉送给军人，等到武夫发飚、枪声说话、刺刀见红、无理可讲之时再撤？曾经豪气干云，“头可断，血可流”、“不民主，毋宁死”，此类豪言岂非自欺？北京市民已牺牲在前，全国人民正拼搏在后，主角们却一个个委曲求全仓皇避险，“义气”何在？与其溃散后被狼狈通缉，何如大义凛然当场就缚？未必就会被就地集体枪决吧？党国军人难道真是铁板一块、全是铁石心肠，胆敢全无顾忌地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群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