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外交事务》今年早期的文章，看看作者当时的分析有多少预见性： 川普权力政治的代价 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将在“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中得利 作者：伊沃·H·达尔德、詹姆斯·M·林赛 2025年1月30日 Pax Americana（“美式和平”）已就此终结。从1941年12月7日本·珍珠港袭击开始，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秩序，在唐纳德·J·川普第二次就职之际已彻底崩塌。川普总统长期以来坚持认为，该秩序使美国承担全球维稳负担，而盟友却坐享其成。正如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说：“战后全球秩序不仅过时，它现在成了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 川普对支持乌克兰和台湾持怀疑态度，热衷于征收关税，并扬言重夺巴拿马运河、占领加拿大、收购格陵兰岛——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他设想的是一种回归19世纪权力政治与势力范围划分的外交模式，即便他并不以此命名。在那个时代，大国试图将世界划分为各自主宰的区域，不顾当地民意——这一视角被川普明确呼应。他只关注西半球利益，将联盟视为财政拖累，相信美国应统治周边地区。他认同修昔底德式世界观：“强者所欲为，弱者必须承受。” 尽管 美式和平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全球繁荣与相对和平，但其内部矛盾早已显现：自大导致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惨败，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也动摇了人们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因此，有人认为“强权即公理”的新秩序更适合美国。毕竟，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最强军事力量及有利地理位置，但它也存在重大弱点：缺乏“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经验。 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长期以来就视 Pax Americana 为束缚，阻碍其地缘扩张。他们懂得如何协同行动来抗衡美国势力，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而且，与川普不同，他们国内缺乏制衡机制，政策决断不受内部批评束缚。虽有可能手段过度引发反噬，但若谨慎控制，川普的豪赌可能导致美国与世界变得更贫穷、更不安全。 霸权压倒外交 虽然川普对外交语言对那些习惯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论调的人而言听来格格不入，但他拓展西半球影响力并退出全球领导角色的策略却有美国历史根源。1823年，詹姆斯·门罗总统宣称美洲不允许欧洲进一步殖民；至19世纪末，该宣言成为美疆扩张的依据。1977年，美国在拉美反美情绪高涨与国内强烈反对下才同意交还巴拿马运河。 川普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的觊觎也非空穴来风。建国之初，美国曾梦想将加拿大纳入版图；1812年战争期间，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断言“今年攻下加拿大不过是行军问题”。1840年代的“54°40′或者开战”口号，指向当时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南部与加拿大西北地区。1846年，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总统最终放弃此计划，转而与英方谈判新边界，因他不想为偏远地区与强大英国开战；1867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时，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曾考虑将格陵兰并购；1946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出于战略目的，再次提出收购格陵兰但未果。 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政治”是美国缺乏经验的领域，却成了川普就职演说中“扩展领土”理念的支撑逻辑。他希望在西半球扩大美国影响具有一定现实基础：巴拿马运河连接重要商业航道，约40%美国集装箱货物流经此地，超过三分之二与美国有进出关系；若他国掌控运河，美国安全将受威胁。格陵兰面对北极气候变化的战略价值提升，随着冰盖融化，新通道显现；岛上也蕴藏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将加拿大纳入联邦理论上能取消贸易障碍、减少经济阻力并带来双赢。 但美国已经通过外交取得诸多成果，而非以威胁换取结果。巴拿马总统在反美情绪中竞选成功，主动靠近美国；格陵兰是丹麦自治领，受北约第五条保障，美国在当地长期驻军；岛内也倾向于吸引美国投资而非中国资本；美墨加协议为三国贸易整合奠定基础，2026年修订为深化合作提供机会。然而这些均属于川普已摒弃的多边合作模式。 普京–习近平的剧本 川普显然更愿效仿普京与习近平，而非日本首相石破茂、法国总统马克龙或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这样的盟友领袖。他批评盟友“搭便车”，却称赞普京“精明”“强硬”“天才”，赞扬习近平“非凡聪明”“铁腕治国”。川普一面拥护这些对美敌对的独裁者，一面暴露出对无制约权力的钦佩。 川普也乐于为中国和俄罗斯让出势力范围，只要他们“回报”。他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泽连斯基，将战争解决方案设想成“乌克兰放弃领土、不得入北约”。2021年，他被问及会否保卫台湾时称“中国若进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他质疑北约意义、威胁从韩撤军，认为盟约对美国没有回报，反而“偷走美国就业”。 与普京及习近平相似，川普也把经贸武器化。他将关税作为杠杆逼迫企业将生产迁回美国，并要求邻国在移民、毒品等问题上“让步”，否则施压加税。他还威胁用“经济武力”吞并加拿大、向不出售格陵兰岛的丹麦征收关税，并威胁将对哥伦比亚施加经济制裁。这种“经济胁迫”取代自由贸易，成为其外交武器。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