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国家热爱和平，渴求稳定，因此在两种文明稳态切换之际，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卡在转型瓶颈中时，产业链阵营诸国往往舍不得放弃伤害链系统既存的稳定——毕竟，打造新稳态，需要牛马们在摆脱蛆虫后实现成长，这任务看起来费时费力且容易吃力不讨好。 所以在伤害链濒临崩溃时，产业链常会不知所措。 他们下不了决心斩首，下不了决心给正在丧失其稳态的伤害链最后一击，相反，为了避免这类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秩序崩溃，为了避免自己过往在这些国家的投资血本无归，他们甚至会不止于绥靖，还帮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权维稳。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都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定位，不了解产业链和伤害链这两种底层逻辑分别形成的文明模式，在分别进入自身所属的稳态时需要满足哪些前提条件。 因为渴求社会保持稳态的产业链国家决策者们还不知道要如何令发展中国家顺利完成社会转型，顺利完成文明模式切换。 当一个发展中的，半现代的国家，呈现出伤害链系统即将崩解，现存稳态摇摇欲坠的样貌时，在目前这些产业链国家决策者眼中，他们只有“任该国陷入混乱”和“助该国维稳恢复秩序”这两个选项。 新选项是什么？ 是“助该国完成文明模式切换，进入新稳态”，是在伊朗、中共国做美国当年在日本做过的事。 但这个选项，只有在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了解“双链争持”这回事之后，才能在他们眼中呈现出来。 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都还只知道社会有“稳定”和“动荡”两种状态，不知道“稳定”和“稳定”之间也有巨大差别。 尤其是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和“产业链式的稳定”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 他们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也就是旧式的文明稳态，是基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层自维持机制的相互支撑实现的，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只能在传统农业、等级和身份政治、牲人文化三者皆存的前提下长期保持（并周期性崩溃）。 只要人们不再以传统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或不再视等级制度为天经地义，或不再服膺于牲人文化，这旧式的文明稳态就会难以保持。 而在伤害链国家，一旦“不稳”的征兆出现，统治者首先想到的维稳方式，就是输出伤害，就是重建并彰明伤害力落差。 就是六四屠城，就是香港国安法。 如果没有新选项出现，如果没有人知道社会稳定状态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强力维稳”就会是看起来的唯一选项。 也是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眼中，想避免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动荡惨况时的唯一选项，是“最人道”的选项，最现实的选项。 在这样的思路下，和六四屠城后的中共政权合作，助其维稳，看起来竟然就成了唯一理智的选择。 在未来的伊朗很可能也一样，为了尽快让社会恢复平静，和任何一个伊朗本土的小伤害链系统合作，快速在伊朗重建伤害链式的稳定，似乎就是对渴望和平的伊朗人民最好的选择。 但我们已经知道了“双链争持”，已经知道了，美国式的稳定，欧洲式的稳定，基于产业链逻辑形成的新式文明稳态，才更值得追求。 而且在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工业的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趋于平等、法治的国家，在牲人文化因普通人适应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也因年轻一代亲近网络，因现代影视文艺的广泛传播已经发生改变的国家，新式文明稳态已经有了构建的基础。 只是，如果没有对两种文明稳态的清晰认识，没有对支撑新式稳态三层面社会现状的准确评估，你会不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协助发展中国家把新式稳态构建出来。 但要构建出新式稳态其实一点不难。 文明稳态的切换，说起来很抽象，但做起来只是一件事。 就是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从一种稳定的、能一眼看到底的、能从祖祖辈辈到子子孙孙遵循的生活方式，切换到另一种稳定的，未必能一眼看到底，但同样能从祖辈到孙辈都遵循的生活方式。 从农民的儿子继续做农民，到工人的儿子继续做工人，但孙子可能是工程师、经理、厂长。 说白了，就是农民进城。 就是农村变成城市，农民（牧民）变成工人、码农、医生。 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能从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顺利转换到另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文明稳态的切换也就完成了。 让我用不那么抽象的方式表述吧。 文明稳态的切换，就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而要协助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等于协助一个发展到一半的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完全变成城市。 这件事既难，又不难。 难在如果你想把广袤的农村地区都变成城市，但手中的资源又不足以向每一平方米的乡村土地注入足够建设资金，不足以把每一亩农田变成厂房，你会因“建设的难度”而陷入迷茫。 不难则在于如果你认清城市建设方式的核心在于培养工人和维护企业的营商环境，如果你专注于协助已有的工业、服务业持续发展，允许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从农业生活方式中吸纳、抽走人口，允许“农村空洞化”这件事发生，并允许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整个转型过程都可以平静顺利地完成。 这世界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一场城乡转变。 而卡在“城乡结合部”的国家需要的，不是退回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