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程益中：论选秀文娱节目去高潮化】 在中国的荧屏上，一场深具象征意义的转变已悄然发生：选秀类文娱节目，正在从“观众投票制”低调滑向“评委合议制”。以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为例，这类节目曾承载着某种隐约的全民参与幻想，借由观众一人一票，模拟了一个微缩的民主演练现场。如今，舞台仍在，歌声未歇，但那看似微不足道的投票按钮却悄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评委的素质专业合议，一种被赋予“理性中立客观”面貌的制度修辞，正成为新常态。 这一变动，并非单纯的节目制度创新或内容质量升级。它背后映照出的是一个宏大的政治逻辑：中国在大众传播领域中，正系统性地去除一切可能激发民主情境的机制与象征，以防范公民意识的无意识萌芽。选秀节目的“去高潮化”与“去对抗性”，正是这一逻辑在流行文化中的表征之一。 早年如《超级女声》《快乐男声》风靡一时，依托的正是一种广泛动员和全民投票的参与快感。观众在投票的那一刻，不仅是消费娱乐内容，更在模拟投票的过程中，短暂体验到了一种“我能改变他人命运和结局”的虚拟权利。这种机制虽不具政治实效，却以文化方式间接赋予了个体意志一种公共价值。 而这种参与幻觉，恰恰是威权体制所戒惧的，引发了民主模拟的危机。因为它在形式上与民主制度过于接近，哪怕只是游戏，也可能在无意中为未来的制度转型播下一粒种子。投票虽轻，却重在其隐喻之力——正是这种象征意义，使得原本无害的娱乐被视为政治的缝隙。 随着大众传媒的监管日益强化，选秀类节目的投票机制被迅速去中心化，最终演化为专家代议的表面专业化路径。从全民投票到导师选择、再到评委合议，其逻辑在于：由不可控的民意转向可控的代议。这不仅仅是对节目节奏的把控，更是对舆论可能性的防范。 代议制本是一种民主机制中的重要形态，而在中国式文娱环境下，它却被技术性地转化为“权威筛选+象征多元”的治理技术。所谓合议，不过是由一小撮被筛选、被信任的权威，在可控空间内表达代表性意见，为观众省略了判断的权利，同时也去除了决断的激情。 与此同时，这种制度逻辑还在美学层面展开着去除“高潮”的工程。高潮是对抗性的高潮，是势均力敌的对决，是悬念、裂变、翻盘、热泪盈眶的戏剧时刻。而当节目的赛制趋于预设性、评判趋于理中客、对抗趋于平滑消解后，高潮便无所依附，只能消散为一片无波的舒缓语气。 我们看到，不再有黑马逆袭、不再有全民狂热，不再有爆冷与翻车。取而代之的是对专业意见的强调、对德艺双馨的赞颂、对温和竞争的推崇。节目成为一种和谐叙事的扩音器，其背后是党国意识形态的深层操演：用表演的协商取代真实的博弈，用技术的话语取代民意的表达，用精致平庸取代混沌真实，用驯服美学取代艺术审美。 选秀节目早已不是纯粹的娱乐，它是体制如何驯化表达的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歌唱与评判，而是治理的镜像：国家如何对待集体情绪，如何管控竞争场域，如何设置象征性参与的边界。 节目不再是选人，而是讲故事；不再是被选择的民主，而是被编排的和谐；不再是舞台的偶然性，而是话语的必然性；不再是众说纷纭，而是万籁俱寂。 在中国，选秀节目的去高潮化，不是审美的进步，而是政治的策略。它所去除的，不只是冲突与戏剧，更是潜藏其中的人民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幻觉。在专业评审的温柔外衣下，是对民主式参与机制的系统拆除。而这种拆除，并不止于电视荧屏，它映照的是党国治理对一切不确定性的零容忍。 对此，观众只能报以沉默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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