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吕正操立即接见我，很有礼貌。我们在一起吃饭，同桌的有他的参谋长，和另外几 名官员，吕正操年纪很轻，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谈，讲一口好官话。他有一套 共产主义哲学，但对另一方面的东西也知道得很多。 吃过晚饭，我们的谈话转入正题。他对我说，当他听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县之长时，他真 吃了一惊。当他又听到这位县长不仅是个天主教士而又是一位欧洲人时，他更 觉惊异。 　 这样便引起我要讲的话头。 「我今天晚上是特别来向你办交待的」，我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没有政府官员， 老百姓便 推举我出来作反抗日本的组织。但是我一直在等候一个适当中国当局的到达。 现在你来了──你 是一位将军──你又有军队。因此你便是合法的当局──我不再代理 下去。如果你能接过这项职 务，使我重新返回传教工作，乃是我最感高兴的事」。 　 他听到我这项动议很觉吃惊。显然地是他还没准备解除我的工作，因此他用许多阿 谀的言 语，强烈反对我的意见。 　「我已经听到老百姓是如何爱戴你」，他说：「那乃是最重要的事。人民和人民的 需要。你必 须继续你的职务。你继续作下去与我也有光彩」。 　 但在他的慰勉下，我并没有放弃决定，我也用同样有礼貌的态度坚请辞职。但是我 同意继 续和临时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帮忙，（这三名委员曾担任过行政与改组的主要工 作）直到举行选 举后为止。这三个人爱国思想都很浓厚，办事忠诚。一位是蒲丈浦，商 会会长，六十岁。一位是 舒慰农，办事能力极强，有领袖天才，另一位是朱卓清，是退 任的少将。 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吕正操的司令部时，我满怀著希望，觉得我们能够真正共同合作。 我的 乐观情绪不久就云消雾散了。三天之后，吕正操把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 逮捕起来。他 把我请到司令部，简短地谈了几句话。 　 「我需要两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银元」，他说：「如果明晚八点钟前后不到的话， 你的朋友 们便要被枪决」。 　 多辩是无用的，他己经在命令上盖上官印，并注明时间，我晓得多争辩只是耗费宝 贵时间。 我立刻走出搜集枪枝，心里感得异常难过。 到了 第二天四点钟──距离限期还有四小时──我只收集到一万银元和七十枝来福枪。现在 已经来不及再搜集了，我只好去见吕正操蹉商一下 　 「老百姓都穷得很。我们又在打仗。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些收下， 不再追索欠数──并把那三个人放出呢」？ 　 吕正操的神气是全无商讨余地。 他答覆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否则枪毙你的 朋友」。 我要求他展限。他在命令上又批注限「夜半」交齐，盖上印，让我离开。 我再拼命各方奔跑，别人也帮忙搜集。直到四点钟，我们才休息一下，吃几口饭─ ─这就是我那天的早饭。到了晚上，我晓得我们要拼死命去做了。到了夜间十一点，我 们把二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我先跑去向吕正操报告，人们在等候著消息。 　　 吕正操假装出很殷勤。 他带著所有参谋人员来欢迎我们，因为我并不是独自来的─ ─城里的几位绅士都到了。他收下现洋，背著后面架起的来福枪，很讲了一片话。 　「我到过许多县」，他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情愿送 给我两百枝枪和两万块银元」。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这三个人被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弄出一套新花样。 他发布了一张通告，告诉全城和全县人民说，人民所交进的枪枝和银元并不是他们 的债务，这笔帐应该由那被释的三个人偿还，他们应该以同量的枪枝和银元，缴存县库 来偿付人民。其实这三位委员是自动为县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工作而被捕的，但共产党 却不管这项事实。任何 抗议都是没用的，那样只有使他们再遭逮捕。这三个人只好再设 法筹集两万块钱和两百枝枪交到县城。结果，当共产党揭开假面具而接管县城时，这些 东西自然还落到共产党手里。 ---《内在的敌人》 第二章　红军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