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一色“理工男”掌舵中国顶尖大学。当校长们几乎全是某领域专家时，他们天然更擅长回答“我们能做到什么”，却越来越少有机会和制度空间去追问“我们应不应当做”，“到底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久而久之，“教育家精神”就变成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高压缝隙里偶尔迸发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