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曾经承担过公共责任，并不意味着丧失了选择自由。选择私人责任优先，个人认为无可厚非，享受自己的行为收益，并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社会公众当然可做评论，但宜注意界限和力度。 人权律师、公益人士无法自己进行“光合作用”，所以需要通过提供服务、创造价值来获得“粮食”，否则，哪来的自带干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