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情报局再次进驻中国：中共垮台后美国特种部队的作用 —— 匿名的 诺贝尔奖得主、俄罗斯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我发现并命名了所有这些巫术，它们几十年来一直是痛苦、困惑、震惊和争议的根源。一切都用简单、透明、悲伤的语言命名。”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尤里的医生和一个名叫拉拉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她们生活在俄罗斯“连续不断的革命年代”。巫术是布尔什维克的宏伟计划，旨在摧毁个人，重塑社会，并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私人思想和信仰：“人们必须通过各种恐怖主义手段，摆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习惯，被迫去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去坚持与他们亲眼所见截然相反的观点。”为了打破党国精心设计的虚伪和对历史的挪用，帕斯捷尔纳克用简单、透明而又悲伤的话语“以正确的名称呼万物”。 十九世纪中国与崛起并不断侵蚀的国际体系的遭遇，以及随后数十年的革命，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共产主义之后，长期受到中国政府压制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式的中国，需要找到并命名一段曲折的现代史。他们工作的核心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知识遗产、中国人民在现代性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政府对国际体系的态度。 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他们将继续前一代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在被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打断、被极权国家强加的时代所开创的事业。他们将像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想象的莫斯科一样，将北京视为“事件的舞台……更是一部预示着自由的长篇故事的主角”。任何政府都无法规定历史的正确名称或正确的解读。作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前中共官员以及普通民众都将在一场自由、持续的思想碰撞中提出各自的版本，这场碰撞跨越了数十年革命的魔力，并恢复了一段集体记忆。 陆地与海洋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共巫师们沉睡于短暂的坦诚期之际，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成功突破国家审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这部纪录片描绘了一片位于广阔大陆腹地的黄土沉积之地。一条河流穿流而过，承载着世界上最重的泥沙。这条河流循环往复，滋养并摧毁了在其易受洪水侵袭的河岸上诞生的文明。 那里的人们开始以循环来看待世界：洪水、生死、兴衰、播种与收获、季节更替。 他们崇拜龙，它是象征生命、死亡和重生的象征符号的融合。他们与这片土地形成了文化和心理上的纽带。他们修建了长城来保卫这片土地和农业的边界。他们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秩序，以及与土地紧密相连的等级治理传统。“土地是生存的根源，是世代传承的财富，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数千年的文化都积淀在这片黄土地上。因此，它显得格外神秘，仿佛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灵魂。” 纪录片中描述的事件发生之际，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个岛国的人民将目光投向了大海。他们登上船只，相信自己正在回应一种召唤：“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停止对陆地的侵犯……当我们想要扩张时，就让我们按照我们所能的方式去发展吧，而永恒的天意似乎已将我们注定要去的方式，那就是在海边。”他们遵循着一种线性而非循环的命运观。在海上，他们获得了新的性格和新的帝国模式，并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们跻身于一个覆盖全球的海上安全和商业体系的顶峰。 “多年来，英国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受到海洋的守护，海洋也由他们守护。” 这是世界历史性变革的开端，这场变革由地理、技术、商业动机、宗教信仰、政治传统、民族性格和时机的非凡巧合所促成。“英国的运气使其在最关键的时刻冲到了这场变革的前沿。成熟的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上出现；掌握这一新体系的国家将获得远超以往任何帝国所有财富的回报。”这将对世界肥沃河流盆地和心脏地带的继承者构成严峻挑战。 1838年，两千年来一直通过修筑城墙抵御内陆游牧民族入侵的大陆帝国——中国，如今派遣一位大臣前往东南沿海，守护另一片边疆。林则徐没收了近三百万磅通过外国船只运来的鸦片，并将其冲回大海。他向大海祈祷，但大海却带来了战争和屈辱。英国皇家海军于1840年抵达，占领了上海和镇江，并沿长江而上。 1842年，清朝代表在停泊于南京城外的康沃利斯号战列舰上达成和平协议。这是黄土高原上的人民与不断扩张的海上体系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促使具有改革思想的士大夫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动“自强”和“洋务”运动。容闳是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他于1864年回到美国，为上海附近的一座新兵工厂和造船厂采购机器。1861年，一位清朝亲王设立了总理衙门，即外交部的前身，以加强与海外国家的联系。中国学生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以及欧洲的海军和军事学院学习。然而，一连串的屈辱失败和不平等条约仍在继续。 1884年，中国南方舰队败于法国，1895年，北方舰队败于日本。日本此前曾成功应对西方的海军挑战。1881年，清朝官员关闭了海外留学生团，并从美国召回留学生。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光绪皇帝于1898年在百日之内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敕令。然而，慈禧太后突然将光绪皇帝禁锢于宫中，撤销了他的敕令，并处决了六位主要的改革派人士。对于一个以陆地为依托的帝国来说，走向海洋实属不易。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已无可复加，尚未到来”的时代。旧秩序已不可逆转地崩溃，而新秩序却近在眼前。“要人，不要兵器”（曾国藩曾如此劝诫李鸿章）变成了兵器，而不是人，因为革命和军阀混战的军事需要，暂时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 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活动，点燃了人们对中国过去、现在的困境以及政治和文化未来的深刻反思，意识形态也随之兴起。 五四运动如同胚胎，蕴含着中国社会和国家多种可能形态的萌芽：科学、民主，以及胡适类似帕斯捷尔纳克的朴素语言诉求。但这场运动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萌芽，这将孕育出未来几十年真正的苦难和未实现的希望。 《河殇》的作者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将五四运动比作一场“进步的文化潮流”，但它未能冲刷掉中国封建时代积累的黄土沉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沉积物有时重新浮出水面，有时整个表面都冻结了。看来，中国的许多事情必须从五四开始重新开始。” 帕斯捷尔纳克也曾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成就比作“凝固的音乐”，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打断了这些音乐，留下了一段“残缺的过去”，他希望后代能够继承并延续这段历史。同样，《河殇》以充满希望的画面结尾：蔚蓝的大海、黄色的黄土高原，以及蜿蜒流淌、最终汇入大海的黄河： ”黄河注定要穿越黄土高原，最终汇入蔚蓝的大海。黄河的伟大，源于它的苦难与希望。它的伟大，或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广阔的大陆。黄河已然抵达大海那伟大而痛苦的门槛。奔腾万里之后，泥沙将在此沉积，形成新的陆地。奔腾的波涛与黄河，将在此交汇。黄河必须消除对大海的恐惧，必须保持源自高原的无畏与冲劲。 生命之水源于大海，亦归于大海。在沉寂了一千年之后，黄河终于与大海相遇。“ 一份浩瀚而冰封的遗产正等待着当代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们，它涵盖了1861年至1895年的洋务运动、1895年至1898年的志向、1919年的五四运动、1988年的《河殇》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通过回顾这段断续的历史，他们将延续数百年来的努力，最终调和陆地与海洋的关系。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穿越一段“呼啸着等待讲述的历史”，并面对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数十年间，陆地和海洋究竟变成了什么？中国的海洋支持者必须承认，他们的进步潮流远超于最终在1949年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早在卡尔·马克思走进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撰写《资本论》之前，欧洲传教士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几个世纪的教义。1919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在美国和欧洲院校接受教育的中国改革者们已经倡导“西学以致用”12长达50年。1905年至1906年间，清朝代表团访问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考察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提出在中国进行宪政改革的建议。美国陆军将军约瑟夫·史迪威在二战期间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协调了根据《租借法案》向中国国民党（简称KMT）提供的援助。大海拥有充足的机会， 但1949年10月1日，背靠大海的中共主席，凯旋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谁失去了中国？ 人们或许可以原谅那些在中国内战期间觉得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更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对来自海洋的理念和制度抱有矛盾的态度。自1839年以来，国际海事体系给中国带来了两次鸦片战争、通商口岸和治外法权，以及被法国和日本海军击败。随之而来的是义和团赈灾队占领北京（“国际体系的首次‘集体安全’行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印度和日本的军队都参与其中”）。它带来了巴黎和会上秘密领土和主权让步的曝光，抗议者与外国安全部队之间的致命冲突，以及日本占领下的战争暴行——被成功占领海洋的海上邻国残酷地征服。一种建立在革命土地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另类历史理论，宣称私有财产不合法，尊重乡村而非通商口岸，在俄罗斯（另一个大陆帝国）取得了早期胜利，并承诺颠覆通过掌控海洋而变得富强的资产阶级世界秩序，因此，它或许能在中国找到沃土。 1927年，一系列失败的起义和国民党的袭击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放弃了沿海的城市基地，逃往中国内陆的平原、山区和湖泊。国民党成员在内陆农村根据地重建，学会了动员农村民众、号召群众以及运用游击战术。国民党控制了沿海城市，通过海关税获得收入，并在海外工业强国的帮助下实现了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民心，于1932年迅速对日宣战。 相比之下，蒋介石的下属于1936年绑架了他，以迫使其采取更强硬的抗日政策。1935年，国民党军队追击他们时，中共党员踏上了陆路长征（毛泽东得意地称其为“一份宣言，一支宣传力量，一台播种机”），前往后来成为战时首都的延安。日本占领沿海地区后，蒋介石也逃往内陆重庆，但他的支持者用外国提供的飞机将他送往那里。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精心地利用土地心理，争取当地农民的支持，利用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发展乡村民兵组织以获取情报和后勤支持，并组织意识形态运动以“唤醒和鼓舞民众”。 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哀叹国民党过度依赖海外援助，而忽视了土地、经济改革、意识形态和士气。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陆军航空队和美国海军通过海空联运将超过11万名受过美国训练的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 但林彪领导的中共军队通过陆路强行军在那里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驻扎在各省会城市，中共再次赢得了农村地区的控制权。 面对多年日治时期以来当地民众反对海洋的倾向，中共实施了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和群众动员计划。中共正规军和地方游击队在本土与主要来自华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赢得了东北内战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在沉重的外国装备的重压下作战。村庄包围城市，城市缴械投降。中共军队凭借对地面力量的新掌握——常规机动和密集炮火——以及持续的颠覆、国民党军队的逃亡以及数百万游击队的大规模动员，将胜利扩展到南部和西部。恰如其分的是，国民党军队在金门战役中赢得了海陆两栖的全面胜利，从而保卫了他们撤往台湾岛的海上退路。在大陆，中共取得了胜利。它不会忘记与海洋的斗争。 重温历史 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充满了对立的矛盾：群众运动与饥荒、意识形态狂热与社会动荡、清洗与平反、试探性改革与残酷镇压。共产主义之后，中国最紧迫的任务并非通过另一场群众运动来彻底否定中共意识形态的残余。大多数中共党员从未真正信仰过马克思列宁主义。 相反，中国的任务是恢复一种集体记忆——一种反映中国人民历史经验和愿望的国家合法性和建国基础——以取代一个党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持续斗争中炮制出的官方教条。中共近乎完全的信息控制制度几十年来压制了原本能够维系这一公民进程的思想自由交流。中国人民过去只在私下或冒着巨大个人风险公开讨论的议题，将首次在国家授权之外得到广泛讨论。一场关于历史意义的全国性讨论，将解答中国人民是否已准备好接受民主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们无疑将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自由地反思自己的历史。如此一来，他们将为一个自由的后共产主义中国奠定基础。 在此过程中，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的角色应该仅仅是充当主持人：为公众提供广泛开放的媒体平台，保障多元观点的自由表达，并开放官方记录以供研究。学生、历史学家、作家、艺术家、记者、异见人士以及长期关注中国的人士将扮演主要角色。 如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这些参与者首先需要找到并命名巫术，从中共官方对历史的描述及其诸多修订开始。自1949年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心理战行动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针对中国人民组织的。其精心设计的灌输和信息控制体系涵盖了教育、信仰、语言、艺术、家庭、工作和个人思想。中共设计了一种世界历史理论，并据此精心重塑了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公共和私人生活。 共产主义之后的第一步，将是坦率透明地审视这个长达数十年的心理项目的目标和方法。它将成为电影、纪录片、喜剧、文学、新闻、网络评论和历史研究的有趣主题。经历过中共混淆视听时代的中国人自然希望探究其中的简单真相。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将受益于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关注，它们能够传达经济学和政治学所无法传达的信息。大量的官方文献、宣传活动和宣传将帮助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们完成这项任务。 接下来，这些专家需要找到并命名这片土地。 曾经怀着良好意愿的改革者和现代化者忽视了这片土地。中共则以土地与海洋对立的意识形态作为回应，压制了所有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共产主义之后，中国孤立的过去以及与国际体系的现代遭遇将再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跃而上，草率地接受来自海洋的思想和制度或许颇具吸引力。但这样做只会重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覆辙，中共曾嘲笑国民党对一切外国事物唯命是从。当时的共产主义革命正是凭借着对人性中固有的孤岛式自豪感、自力更生和对故土的眷恋而取得胜利。后共产主义中国需要重新拾起民族情感，这种情感源于中共强加和扭曲之前的时代。中国引以为豪的文化和思想遗产足以填补中共教条留下的空白。如今的帕斯捷尔纳克们只需接续他们远古前辈的遗志，在中断之后继续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它们或许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全国性反思，或许始于1840年之后的危机与自强时期。它们或许会讲述这些计划和希望在二十世纪曲折的岁月中最终如何化为泡影。康有为和鲁迅等作家和改革家曾肩负起调和骄傲的传统与现代性冲击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前者，却颠覆了后者。共产主义之后，对现代中国的探索将重新开始，这一次将不再受任何政府或政党教条的束缚。台湾的例子证明了持久的平衡是可能的。最终，他们需要找到并命名这片海洋。在崛起和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呼吁土地的合理诉求，发动革命斗争，反对那些来自海洋的思想和制度，并将其贴上“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标签。 诚然，中国现代的幻灭始于一艘英国炮舰。在帕默斯顿勋爵时代初期，中国与国际航海体系发生冲突，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不幸。鸦片战争展现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所有罪恶——军事恐吓、商业贪婪和道德沦丧——这些罪恶在当时和现在都体现了西方威胁论的最恶劣特征。然而，海洋如同潘多拉魔盒，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理念：在帕默斯顿对外交承认和贸易的强硬要求之下，隐藏着国家主权平等的信条，而这正是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 这一体系源于欧洲肆无忌惮的过去，并由大英帝国霸道的海上力量所传播，它自身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也经历了演变。如今，世界各地的主权民族国家并非将其强加于人，而是自由地将其作为人类尊严和国际安全最可靠的基础。 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们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评估和探讨这段多面的历史。他们的工作将决定，历史的积怨是否会再次成为革命斗争的灵感，或者后共产主义中国能否在现代世界找到持久的地位。 早在中共侵占中国之前，中国的陆海辩证法就已存在。它经历了数十年迷失的巫术和恐怖统治。陆海的最终融合，等待着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男男女女。世界秩序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和解。中国与陆地的文化和心理纽带，远不止共产主义革命。海洋，也远不止英国的炮舰。 世界各大江大河和腹地的文明是正题；席卷全球的海洋体系是反题。这种融合就是主权民族国家的现代国际体系——它既是海洋的，由全球机构、规范和国家间多边协议组成；也是陆地的，根植于每个民族国家各自独特的习俗、身份和历史，拥有根本的、平等的主权。陆地上的人民最终能否看到大海？两者能否“并存而不受致命威胁”？ 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自己的大陆文明的期盼。他回忆起一份冰封的遗产，发现并命名了一段被截断的过去。或许，这就是起点。 美国政府对中共垮台的回应 中共的垮台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机会，使其能够与现代国际民族国家体系建立持久的平衡。中国终于可以继续中共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所中断的一切——自强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改革者和现代化者的希望、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使中国与现代世界和解。 中共垮台后，美国应毫不掩饰地支持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并在现代世界找到持久立足点的愿望。但这并非善意首次抵达中国海岸。美国的政策应尽可能地依靠、协同并通过中国临时政府来实施。否则，它将重蹈覆辙：再次不请自来地将各种理念强加于海外。美国政策在支持国际海洋体系的同时，不应再次忽视陆地。 为了国际安全，共产主义后的中国需要拥有主权、合法性、强大和自由。美国政府应对中共垮台的应急计划应遵循这一原则。 零阶段 早在中共垮台之前，美国政府机构就应启动一项持续的战略信息传递、公共外交、信息行动和秘密影响行动。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强化党与国家、党与军队、党与人民之间的隔阂。这些隔阂，无论多么微弱，都将对中共垮台后国家、军队和社会的稳固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确保中共的垮台不会拖垮中国其他地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US SOF）的能力非常适合这项任务，他们与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协同作战。他们应该携手开展乔治·凯南所说的“政治战”，并随着中共垮台的临近而不断扩大规模和强度。中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也引入了一定程度的党政分离，以应对毛泽东时代后期意识形态的过度、动荡和灾难。邓小平的改革表明，公共和私人生活并非事事都与意识形态有关——政府的日常运作，更多地依赖于实践经验和技术官僚的管理，而非革命热情。经历过文革恐怖并在1976年后逐渐接受一定程度行政实用主义的一代人，自然会对习近平时代专制党的领导权的回归感到反感。在中国共产党垮台前的几年里，美国的政治战争应该会通过主要公开的手段，逐步强化这些分裂。 美国高级官员应该将中国人民与中共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美国公共外交也应该坚持这一点。美中两国政府、军队、学术界和商界的互动应该含蓄地体现其日常工作的技术性和实践性。社交媒体和各种形式的喜剧应该讽刺中共如此热衷地将荒谬的教条强加于银行、建筑、餐饮服务和停车管理等常见职能部门。其他隐蔽和秘密的手段应该在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以及中共内部播下不信任的种子。除了革命的鼎盛时期，没有人会愿意一直思考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和毛泽东。中共对日常生活的持续侵蚀将引发愤世嫉俗、不满情绪，以及对一人统治陷阱的不祥回忆。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许多人也会记住，意识形态并不能填饱肚子。美国旨在拉开党与国家之间距离的政治战争，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找到沃土。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特别活动中心等情报机构和其他部门——将建立代理网络，训练伙伴部队，开展网络行动，并支持其他秘密手段，向中国境内民众传递真实信息。这些信息行动应该会让人们对中共对历史的所谓垄断产生怀疑。中共对其历史理论解读的痴迷、偏执和一丝不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早已司空见惯。中共那刺耳且无处不在的信息机器，并非展现出其自信，反而暗示着它心中有恐惧。美国特种部队可以利用中共荒谬而精心策划的宣传计划，突显其不安全感，并揭露其统战部的国际行动。同时，美国特种部队应扩大与台湾政治作战局的联合训练和行动，强调台湾的例子，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民众证明，一个不同的政治体制是可能的。中共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早已播下的细微但至关重要的疑虑，将为美国在中共垮台后制定应急计划做好准备。 第一阶段 中共覆灭后会留下什么？尽管多年来党的宣传人员不断宣扬着那些热情洋溢却又陈旧的论调，但即使没有中共，新中国也依然可以存在。中共在1976年之后建立的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机构——其本质更多是技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将成为崛起的政权与垂死政权之间的桥梁，使国家得以正常运转。 由前中共党员组成的这些残余机构将组成一个临时国务院和下属的中央军事委员会（CMC）。这将是一个必要且有益的中间阶段。但中共的“思想政权”和“政治工作”工具应该被抛在一边，直到它们迟来的终结。 政权垮台后，美国政府应尽快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上海、广州、沈阳和武汉领事馆增派外交官和国防武官，并在各驻地增派约20名美国特种部队。美国外交官和国防武官应通过现有渠道，在美国大使与临时国务院之间，以及美国国防部与中央军委之间建立危机沟通机制。在这些初步接触中，美国应根据应急需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对中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予外交承认，并达成情报共享协议，以预警中国陆地边界沿线的伺机入侵。该文件应向临时政府提出三项紧急行动，由新成立的中国军队执行，美国特种部队将协助执行：边境安全、受影响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在与解放军紧张对峙期间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保卫。在中共垮台后的关键时期，美国特种部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小型民事小组将代表海上支援陆地的“轻装之手”。最后，美国特种部队应提供地面预警情报，并提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材料扩散的最后手段。美国政府与中国临时中央政府之间的联合应急计划应负责并确保临时中央政府指挥和控制下的关键弹药库存、设施和运载平台（包括海基核弹道导弹潜艇）的安全。额外的美国特种部队应陪同解放军陆军和火箭军部队，保卫最关键的地点，对迫在眉睫的威胁进行预警，并制定应急计划，以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计划应规定，作为最后手段，驻扎在中国境外的美国特种部队将执行直接行动任务，以确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材料的安全。在与美国特种部队的联合行动中——守卫陆地边界、提供人道主义救援、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灾难性扩散、为自由合法政府的组建争取时间——解放军将在新中国承担起崇高的使命，不再担任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军事部门的职务。 第二阶段 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中不再被强加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解放军各指挥层级的政治官员系统，以及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对应部门，将在中共垮台后执行两项最后且至关重要的任务。美国特种部队的民事和军事信息支援小组应协助完成这两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将垂死的政权与正在崛起的民族国家割裂开来。解放军的政治委员、指挥员和教官将不再负责维护军队对党的忠诚。相反，他们将能够更好地向其部队通报临时政府的消息，以及解放军在向一个主权、合法、强大和自由的中国过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中共庞大的媒体和宣传机构应成为随时可用的工具，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播北京最新动态，消除谣言和虚假信息，并在不确定时期培养乐观和信心。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任务，即新政体的希望和辛勤劳动，将取代故作姿态的政党信条。中国临时政府将着眼于实际和程序，尽量减少浮夸，翻开中共时代的革命热情的新篇章。他们的第二项也是最后一项任务，将是拆除并重新利用曾经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心理战行动。李文亮曾有句名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共产主义结束后，中共的网络审查、灌输和大规模监控制度将停止，全球多元的声音将再次在中国各地交汇。 其中之一将是最终取代美国之音的论坛。美国之音的创立是由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游说建立的，因为“没有一个常设机构能够在和平时期接管战略情报局在战时履行的某些职能”。 另一个将是“中国之音”。“中国之音”独立于临时国务院，但得到其支持，最初应包括印刷、广播、电视和网络节目，播报临时政府的最新公告、发展和计划。它将透明地报道中国当前和不久的将来的重大事件，例如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此后不久，一个独立的自由媒体将接管这些职能。“中国之音”将转向过去。在其管辖范围内设立的“历史学家办公室”应成为一个公正的纪事机构。 《中国之声》应该回归历史。其下属的史学家办公室应该成为中共时代巫术的公正记录者。它应该收集官方记录和一手资料，进行访谈，并开放供研究。它应该为公众提供实体和虚拟论坛，并推动关于这段中国历史的全国性讨论。这将终结“顽固地拒绝面对和说出真相”的陈规旧习。 解放军、情报和公安机构以及统战部精心打造的政治官员和宣传人员机构，应该在《中国之声》中扮演新的角色，成为中共长期心理计划的引导者和解读者。领导他们的人选若是王沪宁，那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选择。王沪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也是首席政治理论家，曾担任三届中共总书记的思想顾问。作为中共近期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作者，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以第一人称视角来阐述中共的近期政治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旧政权的记忆应该保留其声音，只要它不是唯一的。王沪宁将成为其代表，协助中国完成与现代史上痛苦篇章和解的重要任务。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度过这个中间阶段，并用“简单、透明、悲伤的语言”来表达一切。 很久以前，作为一名学者，王沪宁就曾撰文指出，需要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灵活性与现代精神相结合。但在中共误导的发展轨迹下，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或许会给王毅带来第二次机会，帮助中国人民从中共灌输和信息控制的失落数十年中恢复集体记忆。 结论 中共垮台的紧急状态可能会再次将美国——这个历史记忆最短的世界强国——拖入一个充满太多回忆的国度。这种情况美国特种部队以前曾多次经历过，包括在中国。美国特种部队在中共垮台后的微妙余波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会唤起中国长期以来对自身孤立传统与来自海上的国际体系之间矛盾的记忆。美国特种部队在中国临时政府的协助下、通过临时政府以及与临时政府合作开展行动，其能力将在应急的迫切需求与新兴民族国家的长期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及其对历史的巧妙运用阻碍了中国自身矛盾的解决——一个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众多国家之一，拥有主权、合法性、强大和自由。中共垮台后，中国将再次触手可及。与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一样，中国将继续执行长期中断的使命，在陆地和海洋之间建立持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