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辞职背后的权力斗争：邓小平与陈云的博弈

05:24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 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 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笔者当时把胡绩伟先生讲述的这一段向李锐先生求证，李锐先生好象是说了一句“陈云这个人很不真实”，，， ---李锐先生眼中的习近平（高新） 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04:101995年12月16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 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 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 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 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 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 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 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 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 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 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 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 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 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 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 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赵紫阳为何与陈云连手批评胡耀邦 作者： 杨继绳 图：1982年9月趙紫陽、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

04:26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86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 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 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 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到了最后完全不信任。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再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这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也不懂，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 　　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后，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 “5·13”讲话。我不愿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是让别人当总书记，更不好办。 　　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这里。再这样搞10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候吗？又想搞市场经济，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么办呢？ 　　这是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但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结果还是舆论一律。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三《二访赵紫阳》 作者杨继绳

03:59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 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 。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 (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三《二访赵紫阳》 作者杨继绳

03:51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中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 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 。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 (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三《二访赵紫阳》 作者杨继绳

04:35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 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 “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 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

19:02胡耀邦辞职前后，邓小平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同李昭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胡和秘书日常交谈中，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万不得已时从不直呼其名，而是摸右边耳朵指小平，摸左边耳朵指陈云， 可见其噤若寒蝉。 1987年1月党的生活会上，薄一波、王震要求胡耀邦辞职。习仲勋忍耐不住，拍着桌子说：这不正常，生活会不能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这个头，以后会给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一时众人哑口无言。胡耀邦说：仲勋同志，我已经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习仲勋向薄熙来拍桌子 作者： 丁东 图：1981年，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